12月14日，桥本琴会表示，应让高市早苗政权向中国政府提出如下要求：因希望向南京事件受害者进行个人赔偿，恳请贵国提交记载有受害者以下信息的名录：①姓名；②出生日期；③能证明其非战斗人员身份的当年的中华民国行政机关名称及认定日期。 桥本琴会鼓噪着让高市早苗政权向中国索要南京事件受害者详细名录，这波操作说白了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本质上就是想借着“要名录”的由头。 变相稀释甚至混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可他们大概忘了，这段历史的证据早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多到能把他们所谓的“质疑”砸得粉碎的程度。 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本身就是国际社会对这段历史铁证的权威盖章，意味着这段苦难历史早已突破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铭记的血色记忆，不是某些人想靠耍小聪明就能抹掉的。 这份档案由11组核心史料构成，分散在中国7家权威机构，每一份都是1937年至1948年间形成的第一手资料，相互印证、环环相扣，构成了密不透风的证据链，根本容不得半点狡辩。 就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的日记，这位62岁的老人在1937年12月8日到1938年3月1日的84天里，用3万多字记下了难民营里的日日夜夜。 她笔下有深夜被日军拖走的11个姑娘的绝望，有六十多岁寡母和四十多岁女儿被轮番施暴的惨状，还有燕子矶一带几千逃兵投降后被机关枪集体射杀、路上只能踩着尸体行走的恐怖场景，这些文字不是凭空捏造的故事。 而是一位亲历者用泪水和良知刻下的真相，后来她还亲自远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暴行公之于众，这样的日记堪比“中国的安妮日记”，每一个字都带着历史的温度与重量。 除了这些个人记录，南京市档案馆公布的183卷民国时期原始档案更是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条，里面的慈善团体埋尸记录清晰地记下了当时的惨状。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两个工作队仅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5月间，就分别在和平门、下关一带掩埋了5704具、6987具和3425具、6735具军民尸体。 而另一份资料显示，南京市崇善堂埋葬的被害尸体有112267具，红卍字会埋葬了43071具，上元门大屠杀后被焚烧抛入江中的尸体还有57418具，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被剥夺生命的鲜活个体。 也从侧面印证了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庞大，战后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明确认定遇难者总数达三十万以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确认最初六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就达二十万人以上，且未包含被焚烧、抛江的尸体，这样的数据的相互印证，足以让任何质疑都显得苍白无力。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更是把这段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当时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秘书斯迈思在证词里明确说，日军占领南京后，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向日本使馆递交两份抗议书，详细列举日军的暴行，而日本使馆的官员从未否认过这些报告的准确性。 除此之外，还有16份来自不同亲历者的证词被当庭宣读，其中包括安全区主任费奇记下的日记摘抄，这些来自第三方国际友人的证词，没有任何偏向性，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日军暴行的真实性。 其实稍微动脑子想想就知道，在1937年那个战火纷飞、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日军在南京城里烧杀抢掠，整个城市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毁坏，百姓连保命都难，又怎么可能有完整的个人信息名录留存下来？ 当时的中华民国行政机关早已在战乱中瘫痪，连基本的运转都无法维持，更别说为每一位遇难者出具身份认定文件了。 桥本琴会索要这些信息，本质上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妄图用“没有完整名录”这种荒谬的借口来模糊历史真相。 可他们显然忽略了，历史的真相从来不是靠一份名录来证明的，程瑞芳日记里的每一个文字，马吉胶片里的每一格画面，慈善机构的每一份埋尸记录，国际法庭上的每一句证词，都在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证据网，把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牢牢锁定。 这些证据不是某个人的主观臆断，而是经过国际社会认可、经过历史检验的铁证，就算没有完整的个人名录，这些相互印证的史料也足以证明那段苦难历史的真实存在。 那些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或许没能留下自己的姓名和出生日期，但他们的苦难早已被永远铭刻在人类文明的记忆里，被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铭记着，这从来都不是任何势力靠耍小聪明就能抹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