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秋天，被关押年的秋天，被关押在承德监狱18年的土匪齐达榜刑满释放。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承德塞罕坝上的围场县的小山村。 村口的老榆树叶子正黄，风一吹簌簌往下掉。齐达榜站在土路上，裤腿沾满尘土，手里攥着个磨得发亮的布包，里面是监狱发的一身旧衣裳和释放证明。他佝偻着背，头发已经半白，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泥沙，和18年前那个腰挎短枪、满脸横肉的“齐大胆”判若两人。 齐达榜的头埋得更低了。他知道，自己在村民心里，永远刻着“土匪”两个字。民国二十六年，塞罕坝遭遇特大旱灾，地里颗粒无收，他爹娘活活饿死，17岁的他带着弟弟逃荒，半路被山里的绺子掳走，为了活下去，他跟着打家劫舍，渐渐成了小有名气的“齐大胆。他抢过地主的粮，也误抢过穷苦百姓的东西，手上沾过血，也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1950年，解放军剿匪队开进塞罕坝，他在一次火拼中被俘虏，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因为狱中表现良好，减刑到18年。 18年牢狱，磨掉了他身上的匪气，也磨平了他的棱角。在监狱里，他跟着狱警学认字，学农活，听着外面的世界一点点变化——新中国成立了，土地改革了，人民公社成立了，连塞罕坝都开始搞造林了。他无数次在梦里回到家乡，梦见爹娘的坟头，梦见弟弟的笑脸，可真站到村口，他却连迈一步的勇气都没有。 “你还回来干什么？”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是村里的老支书李大爷。他拄着拐杖，脸色铁青地走到齐达榜面前，“当年你抢我家粮食，把我爹打得卧床半年，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李大爷的话像一根针，扎得齐达榜心口发疼。他扑通一声跪下，声音沙哑：“李大爷，我错了，我对不起村里的乡亲们，我愿意赎罪。” 围观的村民里，有人开始骂骂咧咧，有人劝李大爷算了，还有人偷偷抹眼泪——当年齐达榜也救过村里的王寡妇，她男人早死，家里没劳力，被另一伙土匪盯上，是齐达榜半路截住，把人救了回来。“他当年也不是全坏，”王寡妇站在人群后面，小声嘀咕，“至少没让我遭了毒手。” 老支书叹了口气，挥挥手：“起来吧。政府既然放你回来，就说明你改好了。但村里的规矩不能破，你不能住在村里的聚居地，村东头那间废弃的看山房，你先住着。以后老实干活，别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齐达榜谢过老支书，背着布包往村东头走。看山房破旧不堪，四面漏风，屋顶还有个洞，夜里能看见星星。他找了些干草铺在地上，算是床，又捡了些石头把墙缝堵住。接下来的日子，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要么去山上砍柴，要么去地里帮村民干活，不求回报，只图能有口饭吃。 林场的知青们一开始也怕他，知道他是 former 土匪，都躲着他。直到有一次，一场暴雨冲垮了刚栽好的树苗，齐达榜冒着大雨，一个人把山坡上的树苗一棵棵扶起来，培上土，淋得像个落汤鸡，还发起了高烧。知青们被他打动了，主动给他送药、送吃的，渐渐愿意和他说话了。 齐达榜话不多，却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有一次，一个女知青在山上迷路，天黑了还没回来，大家都急得团团转。齐达榜凭着对塞罕坝地形的熟悉，带着手电，钻进黑漆漆的山林，找了整整一夜，终于在一处山坳里找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女知青。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把他当“土匪”看待，大家都喊他“齐大叔”。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造林上。塞罕坝的风沙大，刚栽的树苗很容易被吹倒，他就想出办法，用石头在树苗周围垒起小土坝；干旱的时候，他就每天背着水桶，往山上运水浇树。他栽的树，成活率总是最高的。有人问他：“齐大叔，你这么拼命干嘛？”他总是摇摇头：“我欠这片土地的，欠乡亲们的，栽一棵树，心里就踏实一分。” 日子一天天过去，齐达榜在塞罕坝栽了整整二十年树。他住的看山房，被他修缮得整整齐齐，门口还种上了几棵杨树。村里的人也渐渐接纳了他，逢年过节，会有人给他送饺子、送年糕。李大爷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齐达榜，你这一辈子，前半生造孽，后半生赎罪，够了。” 1988年，塞罕坝已经郁郁葱葱，成了名副其实的林海。齐达榜也老了，腰弯得更厉害了，走路都需要拄拐杖。他再也不能上山栽树了，就每天坐在门口，看着自己亲手栽的那些树，枝叶繁茂，随风摇曳。他常常想起18年牢狱生活，想起刚回村时的窘迫，想起造林时的艰辛，心里百感交集。 其实，每个人的命运都离不开时代的洪流。齐达榜生在乱世，为了生存落草为寇，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用后半辈子的劳动弥补过错。塞罕坝从荒漠变成林海，他从土匪变成造林人，这不仅是环境的变迁，更是人性的救赎。 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标签定义一个人单一的标签定义一个人，也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乱世容易滋生罪恶，而和平年代给了人改过自新的机会。齐达榜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过去多么不堪，只要真心悔改，用行动弥补过错，就能获得新生。塞罕坝的每一棵树，都见证着他的救赎之路，也见证着时代的进步与包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