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那通越洋电话打进来时，王亚萍正在整理父亲的旧照片。 听筒里传来的声音带着刻意的温和，对方说能帮她全家办理绿卡，还能提供海外投资的绿色通道。 她捏着相框的手指紧了紧，相框里父亲穿着中山装站在天安门广场的身影有些模糊。 对方的诱惑像潮水一样涌过来，说这是改变全家命运的机会。 王亚萍看着窗外胡同里晾晒的国旗，那是邻居大爷为了迎接国庆挂的。 她想起小时候母亲总说，人可以穷，但骨头不能软。 电话这头的沉默让对方有些不耐烦，又抛出新的条件，说只要她点头，过去的事都能一笔勾销。 "我的国籍不会改。 "她轻轻放下相框，玻璃表面映出自己平静的脸。 对方大概没料到会被拒绝，语气突然变得尖锐，说她不懂珍惜机会。 王亚萍直接挂了电话，老式拨号机的忙音在安静的屋里显得格外清晰。 那天下午，她把父亲的相框摆到了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这种选择在当时并不容易。 2007年的北京，出国潮正热，不少人削尖了脑袋想往外走。 她单位有个年轻同事，为了拿绿卡连老家生病的母亲都没回去看。 王亚萍不是没见过诱惑，上世纪90年代下海潮时，有人劝她利用特殊身份做生意，被她拿着扫帚赶了出去。 青少年时期的坎坷让她比同龄人更早明白，个人命运从来都和国家绑在一起。 父亲出事后，是街道大妈每天给她送热乎饭，是学校老师偷偷给她补课。 那些带着体温的善意，比任何道理都更能教会她什么是家国。 她后来在回忆录里写，正是那些艰难日子里的光，让她学会了拒绝黑暗。 钱学森先生当年回国时，美国海军次长说他一个人能顶五个师。 王亚萍当然不能和这样的科学家比，但那种"不被名利裹挟"的骨气是相通的。 她在社区做志愿者时，遇到过一个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说在国外才更懂"中国"两个字的分量。 这话让她想起挂断电话那天，胡同里的国旗在风里飘得正红。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执拗。 社交媒体上总有人讨论精致利己主义，说爱国是空洞的口号。 但王亚萍用一辈子证明，爱国其实很具体。 她退休后在社区教老人用智能手机，教他们看新闻、视频通话，说要让老伙计们跟上这个时代。 有次教到如何用地图软件，她特意把台湾标注成中国的一个省，还让每个人都操作一遍。 那部老式拨号电话现在还放在她家客厅的柜子上，漆都掉了不少。 去年社区搞展览，有人想借去展出，她笑着说这有什么好展的。 但转头又把电话擦得锃亮，摆回了原来的位置。 就像她常对孙子说的，有些东西看着普通，可真到了节骨眼上，就能帮你站稳脚跟。 电话铃再也没响过，但王亚萍总会在傍晚时分擦擦那部电话。 夕阳透过窗棂照在拨号盘上，数字"1"和"0"被磨得发亮。 她想起挂电话时对方气急败坏的声音，突然觉得很好笑。 真正的安稳从来不是别人给的，就像胡同里那面国旗，风再大也飘得挺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