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制定者背后有猫腻？卢麒元教授警示规则陷阱。 有些潜规则是早已被他人制定好。 近日，卢麒元教授就指出，“参与立法人员要进行政治审查，每次参加都要重新审查。” 这句话说到底就是防止一些人钻制度空子。90年代我国“与国际接轨”，所谓“优先采用国际标准”最终成为欧美陷阱。 现在的规则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小到咱们的医保卡怎么用、交多少税，大到企业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和外国打交道，一条规则改一点，上亿人的日子都可能受影响，尤其是在现在各国都在争规则话语权的年代，谁来定规矩早就成了大事。 为啥非要每次都审查？因为人心和环境都在变，不是查一次就能管一辈子的。有的人一开始干干净净，但过几年配偶移民了、孩子在国外定居了、钱也转出去了，这些变化要是没人盯着，制定规则的时候就可能不自觉地偏向外面的利益。 之前就有地方搞营商条例，居然写了“外资企业优先拿地”，一查才知道，起草的专家跟跨国公司有合作，虽说不算违法，但规矩确实偏了。还有地方的环保法规，偏偏漏了某类污染物的标准，参与的人正好是排放大户的董事，这不是明着给漏洞钻吗？这种“合法的灰色地带”，就是卢教授要防的，立法不能有利益绑定，不然制定的就不是公平规矩，而是少数人的特权。 有人觉得这太麻烦，可想想，飞行员每次起飞前都要检查飞机，医生手术前都要消毒，写规矩比开飞机、做手术还重要，怎么能不仔细？就像法官不能审自家亲戚的案子，立法的人要是有利益牵扯，立场肯定偏，这不是信不过人，是得守规矩。而且查亲友背景也不是搞株连，就是怕有利益冲突，比如有人管跨境电商规则，他老婆正好开海外代购公司，这不避嫌能行吗？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在试“履职体检”，每年查资产和亲属情况，立法领域更该这样，按项目动态查，精准防风险。 再说说90年代“与国际接轨”的教训，那真是被人摆了一道。当时为了融入全球化，咱们提“优先采用国际标准”，没想到这些标准好多是欧美量身定做的陷阱。他们自己早就不搞纯粹的自由市场了，微软、苹果都是垄断企业，却把“市场化”“私有化”包装成真理，还花钱培养咱们的“专家”当传声筒，逼着咱们改规矩。国企改革就是例子，本来国企承担着教育、医疗这些社会责任，利润也上交国家，结果被说成“效率低”，拆的拆、卖的卖，高盛这些外资趁机低价抢核心资产，好多工人下岗，社保都没着落。现在看，那些没被私有化的国企，在基建、抗疫的时候多顶用，这才明白当初是丢了自己的优势。 住房改革更坑，取消福利分房后全推给市场，地方靠卖地赚钱，开发商抬房价，最后咱们老百姓得掏空六个钱包，背几十年房贷。其实当时完全能搞“双轨制”，用国企利润和公积金建保障房，再留部分商品房给有需求的人，可偏偏选了让资本赚钱的路，现在地方债堆成山，高房价还挤得大家不敢花钱，这都是当初规则定偏了的后果。还有阿里、腾讯这些互联网公司，用西方的架构海外上市，咱们辛苦赚的钱，最后都成了外国股东的红利，这就是规则陷阱的厉害，不知不觉就把利益送出去了。 现在这种陷阱还在变着法儿来，光伏产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咱们光伏技术好不容易起来了，欧盟突然搞出《净零工业法案》，说2030年40%的设备得“欧洲造”，还搞“非价格标准”，把30%的市场份额留给符合他们“供应链韧性”“网络安全”要求的项目，说白了就是只有欧洲产的才算合格，咱们的产品再好也进不去。德国还要求光伏组件标碳足迹，回收率要到95%，法国说大型电站必须用30%本土组件，不然不给补贴，意大利、西班牙也跟着搞认证拦截，2024年就拦了15%的中国组件。这些所谓的“环保标准”“本土规则”，本质就是用规矩卡咱们的脖子，让咱们的企业要么赔钱改生产线，要么丢市场。 美国其实也一样，搞《芯片与科学法案》，参与的都是国防和安全专家，死死把技术规则攥在手里，不让咱们沾边。这说明现在大国竞争，早就不是比武器了，而是比谁能定规矩。如果咱们的立法者立场不牢，被利益绑了手脚，制定的规则要么有漏洞被人钻，要么掉进别人设的套，国家利益和老百姓的日子都得受影响。卢麒元教授说的政审，其实就是给立法装“防火墙”，不是要找完美的人，是要建一套能防风险的制度，每次都确认制定规则的人没站错队、没藏私心。 这种审查不是小题大做，越南就是教训，改革开放初期立法没把好关，官员借着漏洞把国有资产转去海外，国家亏得底朝天。美国的“旋转门”更公开，官员刚退下来就去企业当顾问，回头接着改规则帮企业谋利，这就是没动态审查的后果。咱们现在要守住自己的规矩，就得先把定规矩的人盯紧，每次参与都重新查背景、看利益关系，确保他们是为国家和老百姓着想，不是为外人或自己谋利。 只有规则本身干净、公正，咱们才能避开那些藏在“国际标准”“环保要求”背后的陷阱，不然只会重蹈90年代的覆辙，被人用规矩牵着鼻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