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前后，最可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正是那个满腹经纶、曾经的状元及第、两代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 说他可恨，不是因为他贪赃枉法，也不是因为他通敌叛国，而是他把个人私怨当成了国家大义，用朝堂权术毁掉了北洋水师，让整个中国为他的狭隘报复买单！想想都让人牙根痒痒——一个顶着“状元帝师”光环的朝廷重臣，心里装的不是江山社稷，而是跟李鸿章的那点旧仇，这种人执掌户部，掌管国家财政，甲午之战不败才怪！ 翁同龢跟李鸿章的仇，得从他爹翁心存说起。当年翁心存弹劾李鸿章“治军无方”，两人结下梁子，后来翁同龢哥哥翁同书在安徽作战不力、弃城而逃，被李鸿章参了一本，判了充军。这笔账，翁同龢记了一辈子，可他记恨的不是哥哥的失职，而是李鸿章的“落井下石”。等到他当上户部尚书，手握财政大权，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了——北洋水师成了他泄愤的工具。 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后，正是需要更新装备、补充弹药的关键时期。李鸿章年年上书申请军费，要么要购买新型战舰，要么要添置速射炮，要么要更换锅炉，可翁同龢就是一句话：“没钱！” 他拿着户部的账本，一会儿说要给慈禧修颐和园办大寿，一会儿说要赈灾，把北洋水师的军费砍得干干净净。从1888年到1894年甲午开战前，北洋水师没添过一艘新舰，没更新过一门主炮，甚至连炮弹都不够用——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的305毫米主炮，每舰只有3发实心弹，剩下的全是穿甲弹，根本打不穿日军战舰的装甲！ 而另一边，翁同龢嘴里的“没钱”，却能挤出几千万两白银给慈禧修颐和园，给光绪办大婚。颐和园里的石舫、楼阁，哪一处不是用北洋水师的军费堆起来的？日军联合舰队的吉野号，原本是李鸿章早就订下的战舰，就因为翁同龢卡住军费不批，最后被日本截胡，成了甲午海战中击沉北洋水师最多的“刽子手”。试想一下，如果翁同�能放下私怨，把修颐和园的零头拿出来给北洋水师更新装备，吉野号或许就是我们的，甲午海战的结局可能就会彻底改写！ 更可恨的是，翁同龢不光卡军费，还在朝堂上瞎指挥。他自己没打过一天仗，没见过一次海战，却天天在光绪面前喊“主战”，把甲午之战当成了扳倒李鸿章的筹码。他说北洋水师“船坚炮利，足以破敌”，说李鸿章“畏敌如虎，贻误战机”，硬生生逼着光绪下旨催战。可他根本不知道，北洋水师的战舰已经老化，锅炉早就该换，速射炮数量不及日军一半，弹药更是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仓促开战，跟让将士们去送死有什么区别？ 甲午开战后，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拼尽全力，邓世昌驾驶致远舰冲向吉野号，却因为炮弹打光只能撞向敌舰，最后壮烈殉国。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翁同龢在后方却还在搞内斗，他弹劾李鸿章“指挥不力”，煽动言官群起而攻之，逼得李鸿章首尾不能相顾。等到北洋水师被困刘公岛，弹尽粮绝，李鸿章再次申请军费救援，翁同龢依然拒绝，还说“北洋水师早该整顿，败了正好换人”。 最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偿白银两亿两。这笔赔款，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把中国老百姓逼得民不聊生。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翁同龢，却在战后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李鸿章，说他“治军不严，卖国求荣”。可他自己呢？卸任户部尚书后，依然高官厚禄，安享晚年，丝毫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翁同龢的可恨，在于他身居高位却格局狭隘，满腹经纶却毫无家国情怀。他把个人恩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用权力报复对手，最终让整个国家为他的私心买单。反观李鸿章，虽然也有过错，但他至少知道北洋水师是国家的屏障，是抵御外侮的希望，而翁同龢只把北洋水师当成自己的“眼中钉”，不除不快。 更让人唏嘘的是，翁同龢作为两代帝师，教出的光绪皇帝也深受其影响，只知意气用事，缺乏战略眼光。甲午之战的失败，表面上是北洋水师的失败，实际上是朝堂权术的失败，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的失败。如果当时的朝廷能上下一心，拧成一股绳，翁同龢能放下私怨，支持李鸿章建设海军，甲午之战或许就不会输得那么惨，中国也不会陷入后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历史不能重来，但教训必须铭记。翁同龢这种“以私废公”的官僚，看似清正廉洁、满腹经纶，实则是国家的蛀虫、民族的罪人。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靠一两个状元、一两个名臣，而是靠朝堂清明、上下同心，靠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担当和格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