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高邮解放。十几名地下党被拖出去枪毙，组织认定他们已牺牲，谁知，几天后，却发现大家竟然都活着。 这事在当时的高邮城掀起了轩然大波。没人想到，那些被押往城外乱葬岗的革命者，能从鬼门关爬回来。领头的陈广林，原本是城里小学的语文老师，1943年秘密入党后，就一直借着教书的身份传递情报。他后来回忆，那天被押上车时，他摸了摸口袋里藏着的学生花名册——那上面记着几个还没来得及转移的进步学生，他以为这会是自己最后的牵挂。 行刑的地点选在高邮湖畔的荒滩上，寒风卷着湖水的腥气，刮得人睁不开眼。敌人的枪声响得突然，陈广林只觉得后背一麻，就重重摔在地上。他下意识屏住呼吸，耳边传来战友们倒地的闷响，还有敌人杂乱的脚步声。“都死透了，走！”有人喊了一声，随后是汽车引擎远去的轰鸣。 不知过了多久，陈广林被冻得打了个寒颤，才慢慢睁开眼。他试着动了动，后背钻心的疼，但没伤到要害——后来才知道，敌人当时急于撤退，开枪时距离太远，子弹只是擦着他的肩胛骨飞过，嵌进了泥土里。他扭头看向身边，战友老周蜷缩着身子，胸口有血渍，但手指还在微微抽动。“老周！老周！”他压低声音喊，老周猛地咳嗽了一声，竟也醒了过来。 两人互相搀扶着坐起身，借着微弱的月光清点人数。十几个人里，有八个还活着，要么是子弹打偏了，要么是被战友的身体挡住了要害。没人敢出声，荒滩上到处是碎石和枯草，伤口被划破后更疼了。陈广林咬着牙说：“不能在这待着，敌人说不定会回来检查。” 他们借着夜色掩护，一点点向城区方向挪动。走了没多远，老周的腿一软，摔在地上——他的大腿被子弹打穿了，血已经把裤子浸透。几个人轮流背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饿了就挖地里的野菜充饥，渴了就捧起路边的积雪融化。有个叫小邓的年轻人，才19岁，是店里的学徒，入党才半年，一路上总忍不住发抖，不是因为疼，是害怕。陈广林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怕，只要能回到城里，找到组织就安全了。” 其实组织那边，已经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会。当时负责对接的同志赶到刑场时，只看到满地的血迹和散落的衣物，还有几个模糊的弹坑。解放初期的高邮城，到处是需要接管的机构、需要清理的残敌，人手严重不足，没人有时间仔细排查每个“牺牲者”的遗体。大家都以为，这十几名地下党，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陈广林他们花了三天时间，才走到城郊的一个小村庄。村里的王大娘是地下党的联络户，看到他们这副模样，吓得差点喊出声。“你们……你们还活着？”王大娘赶紧把他们让进屋里，烧了热水，又找了些干净的布条给他们包扎伤口。她告诉几人，城里已经解放了，县委就在原来的县政府办公。 第四天一早，陈广林让其他人留在村里养伤，自己带着老周，一瘸一拐地赶往县城。走到县委门口时，站岗的战士拦住了他们。“同志，我们找县委书记，我是陈广林，地下党的。”他报上名字时，战士愣了愣——这个名字，他前几天在追悼会上刚听过。 县委书记见到陈广林的那一刻，眼圈瞬间红了。他握着陈广林的手，半天说不出话。后来才查明，当时执行枪决的是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他们知道解放军已经逼近，只想尽快脱身，根本没仔细检查是否真的都死了。而组织之所以没能及时发现，一方面是因为局势混乱，另一方面是没人敢相信，敌人会如此敷衍地执行“枪决”。 那些活下来的地下党，养伤期间总有人来探望。有个叫李梅的女同志，当时被子弹打穿了胳膊，她笑着说：“我当时就想，我还没看到新中国成立，可不能就这么死了。”这句话，说出了所有幸存者的心声。他们不是不怕死，只是心中的信念，比死亡更有力量。 这件事后来被收录进高邮的地方党史。它不仅记录了一段惊险的革命经历，更让我们看到了地下工作者的坚韧与幸运。革命年代，有太多人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他们没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而这十几名幸存者，用一次“意外”的生还，告诉我们：每一个为正义而战的人，都值得被命运善待。 如今的高邮湖畔，荒滩早已变成了绿树成荫的公园。偶尔会有老人带着孩子，说起当年那十几名地下党的故事。那些曾经的伤痛，早已化作历史的印记，提醒着后人：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是无数人用鲜血和勇气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付出，更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