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埃及政府推出廉价大饼解决国民问题，一张饼价格只有人民币一毛钱，但每天只能限购五张时至今日，埃及老百姓每天几乎离不开了这香浓可口的大饼。 1984年的埃及，尼罗河两岸的街头挤满了为生计奔波的人。当时国内粮食短缺，物价飞涨，不少低收入家庭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难题，街头常有因饥饿乞讨的孩子，大人则为了抢购高价面包排起长队，社会矛盾日渐凸显。 埃及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反复研讨后推出了“廉价大饼计划”——用政府巨额补贴压低价格，让每个国民都能吃得起主食，一张大饼折合人民币仅一毛钱，每人每天限购五张，既保障基本需求，又避免浪费和囤积。 这种廉价大饼可不是普通的面包，它是埃及传统的“萨伊迪大饼”，用纯小麦粉制作，不加过多添加剂，经过传统烤炉高温烘烤后，外皮焦脆，内里松软，掰开后麦香扑鼻。刚推出时，不少人还抱着怀疑态度，可当第一波市民买到热气腾腾的大饼，咬下第一口时，就被那纯粹的麦香征服了。 家住开罗老城区的阿玛娜，当时还是个刚结婚的年轻妻子，她记得第一次排队买廉价大饼的场景：“队伍排到了街角，大家手里都攥着政府发放的购饼券，没人插队，没人抱怨，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期待。” 阿玛娜的丈夫是个建筑工人，每天干重活需要大量体力，以前一家人一天要花掉近三分之一的收入买面包，常常吃不饱。廉价大饼推出后，每天花五毛钱就能买到五张饼，足够一家三口的主食需求，剩下的钱还能买点蔬菜和豆类，日子终于有了起色。 “我丈夫每天早上揣着两张大饼去上工，中午就着水吃，下午回来再吃两张，剩下一张留给孩子当晚餐。”阿玛娜后来回忆，那焦香的大饼不仅填饱了肚子，更给了一家人生活的底气。 为啥要限购五张？其实政府有自己的考量。当时小麦产量有限，政府的补贴资金也有限，限购既能保证每个家庭都能分到，又能防止有人大量囤积后高价转卖，让补贴真正落到需要的人手里。为了保障供应，政府在全国设立了上千个专门的大饼售卖点，统一配方、统一价格、统一制作标准，还安排专人监督，杜绝以次充好。 制作大饼的师傅大多是传承了几代的老手艺人，他们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和面，用传统的石磨磨粉，面团要经过反复揉搓发酵，再放进用炭火加热的陶土烤炉里烘烤。 刚出炉的大饼冒着热气，带着炭火的焦香，咬一口嘎嘣脆，嚼起来越嚼越香，不管是空口吃，还是夹上点鹰嘴豆泥、咸菜，都是一顿美味。开罗街头的大饼售卖点，每天清晨都会排起长队，人们提着布袋，有序地领取自己的份额，排队时的闲聊声、大饼的麦香、烤炉的炭火味，成了埃及街头最鲜活的烟火气。 这一卖就是四十多年，埃及社会经历了无数变化，物价涨了一轮又一轮，可廉价大饼的价格几乎没怎么变，依然维持在一毛钱左右。这背后是政府持续不断的补贴——每年埃及政府要拿出数十亿美元补贴小麦进口和大饼生产，相当于国家财政支出的不小比例。 有人算过一笔账，一张廉价大饼的实际成本是售价的五六倍，剩下的全由政府买单。为啥政府要这么“不计成本”？因为他们清楚，这张小小的大饼，关系着数千万国民的生计，关系着社会的稳定。 如今的埃及，廉价大饼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成了国民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一种民生保障的象征。不管是街头的小贩、办公室的职员，还是学校的学生、家里的老人，每天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它。 60多岁的穆罕默德是开罗一家工厂的退休工人，他一辈子没离开过廉价大饼：“我小时候跟着父亲排队买饼，现在带着孙子排队，这饼不仅填饱了我的肚子，也看着我的孩子长大。”他说，家里的餐桌上，大饼永远是第一个被端上来的，掰开后分给家人，配上简单的菜肴，就是最踏实的一餐。 当然，这么多年来，廉价大饼计划也面临过不少挑战。有时候国际小麦价格暴涨，政府的补贴压力陡增；有时候会出现个别售卖点偷工减料、缺斤短两的情况；还有人建议取消限购或提高价格，减轻财政负担。但每次讨论，最终都会不了了之——没人敢轻易触碰这根“民生红线”。 有一次，某地区因运输问题导致大饼供应短缺，短短几天就引发了市民的不满，政府紧急调配物资，才平息了风波。这也让埃及政府更加清楚，廉价大饼早已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不能有丝毫马虎。 现在的埃及街头，依然能看到排着长队的大饼售卖点，刚出炉的大饼冒着热气，麦香飘得很远。人们提着装满大饼的布袋，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这张小小的饼，承载着埃及政府对国民的责任，也承载着老百姓对生活的期盼。它没有山珍海味的奢华，却用最朴实的味道，温暖了一代又一代埃及人，成了埃及民生史上最动人的印记。 民生无小事，一张廉价大饼，看似普通，却彰显着政府对百姓的关怀，也见证着一个国家对稳定与发展的追求。四十多年来，它不仅解决了埃及人的温饱问题，更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生活情怀。这种将民生放在首位的担当，值得被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