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老先生为什么会被称为陈会计呢？原因竟然是这。 延安那片黄土坡上，大家给陈云起外号，叫“陈会计”。 别的干部被叫“名将”“谋帅”，他偏偏成了会计，这三个字不响，却不轻。 一九四五年，部队从延安向东北出发。战士身上的棉衣，里子新的，面子新的，棉花也是新的，一身“三新”，路上不压肩。 每人贴身口袋里揣着十块现大洋，要穿过币制不同的解放区和敌占区，边区提前备好这笔钱。 前几年还在为没衣穿、没油吃发愁，临走能拿出棉衣和银元，不少人心里清楚，这几年算账的人没闲着，“陈会计”三个字也就顺嘴了。 时间往前拨回全面抗战初期。 抗战开始一直到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财政有九成靠外援。一部分是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经费，常缺斤少两；一部分是进步人士的援助。 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两年，边区自己收的公粮，一年只有一万石。 武汉失守以后，局势绷紧，岛上的当局觉得前线吃力，把八路军军饷一停。皖南事变之后，封锁一圈圈扣上，边区被锁在山沟里。老人家后来讲，一九四零年、一九四一年最难：没衣穿，没油吃，没有纸，没有菜，冬天连被子都缺。 物资紧，又缺专业财经干部，只好继续走苏区那条老路，多收公粮。 一九四零年收九万石，一九四一年收二十万石，比早年的一万石翻了二十倍。 账本上的数字往上走，地里老乡心里堵。乡间有人说，雷公打死一个县长，村里人抬头嘀咕：咋不打死那谁。 就在这个时候，会上出现一句话，要让“会计转到生产上”。 一九四二年的高干会上，骆驼提议，为了加强经济建设，可以把党性坚强的干部“降级使用”。会场里谁党性硬，又有经济经验，大家都清楚，会计就是那个被点到的人。 话说出来，陈云并没有马上离开原来的岗位。 整风开始后，中央分成几个组：党校系统由老人家负责，直属机关归康生，边区是骆驼和麻子，军事系统是王稼祥和陈云。 那阵子王稼祥生病，军事这一摊，大半压在陈云身上。 几个月后，总学委成立，他成了五个委员之一。 再后来，书记处分出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老人家在宣传那边，组织这边是胡服和陈云。 一九四三年三月，他休病假。同年七月，康生做报告，说“现在这么多失足者，组织部门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一九四四年新春，陈云休假，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组织部里有人不理解：组织工作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调走了。 两人之间本来就有别扭。康生负责党校，组织部送去的干部，他一再退回来说不合格，陈云派人去找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沟通。后来又听到康生在会上批评组织部门，坊间就搭起一条“证据链”：有矛盾，去老人家那告状，老人家给他撑腰，陈云被“发配”去财经战线。 党内的座次摆在那，事情没这么简单。 当时康生和陈云同是书记处书记，位置不在一条线上。在七大上点名时，陈云紧跟五大书记，两个月后被增补为候补书记。老人家一九四二年说会计要转到生产战线时，对康生后来暴露出来的那套“特长”还没定性，更谈不上借谁的手去“整人”。 以康生当时的“咖位”，够不上决定陈云的去向。把他调去西北财经办，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调整，只是落在最难的口子上。 西北财经办那边的情况很清楚。主任是刀帅，带队打仗没问题，谈起通货膨胀、货币发行、财政收支就有些犯难。陈云休假那阵，通过大生产运动，粮食问题基本缓过来；一九四三年边币发行增加了十三倍，物价猛涨，边区经济有点站不稳。 陈云合适，不只因为“党性坚强”。 出身个体户家庭，到上海在书店当学徒。后来负责特科，名义上抓保卫，手底下还要经营十几家店铺，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把店赔光。长征前夕在苏区，他主管后勤和军工生产。 原定三个月的准备期被压到两个月，他带着人筹集六十万担粮，为长征垫底。 弹药生产也被推上去，有材料记成增长六倍，有的写成三十倍，数字不同，方向一样，《文选》里就是这么记的。有人打趣，说这边没有王耀武，倒有个会算账的陈会计。 坐进西北财经办的位子后，他面对的不是一两项开支，而是一整套制度。发行的边币要收紧，飞涨的物价要压住，公粮要重新算，还得保证农民有口粮。 “耕三余一”这四个字，是反复掂量后的结果：耕三年，能余出一年的粮。 一九四七年，部队撤出延安，在陕北打游击，队伍进到村子里，就连横山那样出了名的苦地方，不少农家的粮缸和粮仓也是满的。 在延安和东北那些年，陈云主持经济工作，一边稳住局面，一边培养大批经济干部，为解放后恢复生产攒下主心骨。老人家说过，他的贡献“不亚于三大战役”。 叶永烈写书，说“他影响了中国”。这两句话落在“陈会计”三个字上，分量也就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