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唯一没有被特赦的人。徐远举，保密局西南区区长。 1973年1月，北京的冬天极冷，秦城监狱的缝纫车间里，59岁的徐远举盯着手里的针线，动作却明显跟不上节奏。检验员批了他几句，说要返工。徐远举没吭声，但出了车间就把口罩一扯，低吼一句：“这是看死我！” 谁能想到，这个连针线都拿不稳、被检验员批评就炸毛的老头，当年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一带，可是让整个西南地区闻风丧胆的“徐阎王”。保密局西南区区长的头衔，在他手里变成了屠刀的代名词——江竹筠烈士被竹签钉指骨时，是他坐在一旁冷眼旁观；许建业同志遭受酷刑不屈时，是他下令加重刑罚；多少爱国志士被他秘密处决，抛尸荒野连姓名都没能留下。那些年，他踩着鲜血往上爬，办公室里的红木桌椅，沾染的全是革命者的血泪，可他当时半点不觉得愧疚，反倒把“斩草除根”当成自己的“功绩”。 同在功德林改造的战犯里，杜聿明放下了昔日的身段，跟着大家一起种地、写悔过书，提起过去的征战往事，总说“愧对党和人民”；宋希濂更是痛彻心扉，坦言自己“助纣为虐，对不起百姓”，这些人后来都因为真心悔改、积极改造获得了特赦，重新回归社会。可徐远举不一样，他从进监狱那天起，就没真正认过错。 刚开始改造时，他总摆着旧日的官派头，吃饭挑三拣四，劳动时偷奸耍滑，有人跟他提起白公馆的罪行，他嘴硬得很：“我是奉命行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监管人员耐心跟他摆事实、讲道理，拿出被害者家属的控诉信，他要么闭眼不看，要么冷笑反驳：“成者为王败者寇，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别来这套说教！” 这般顽固，让身边的战犯都忍不住劝他：“老徐，都到这地步了，认个错、改一改，将来还有机会出去看看啊！” 他却梗着脖子怼回去：“我徐远举一生风光，就算一辈子待在监狱，也不会低头！” 可嘴上硬气，身体却扛不住岁月的磋磨。59岁的年纪，在寒风里踩缝纫机，眼睛花了，手指也不听使唤，稍微慢一点就被批评，这让他心里的落差越来越大。想当年，他出入前呼后拥，手下人谁敢对他说半个“不”字？如今却要为了一件缝不好的衣服听人训斥，这种从云端跌落地狱的滋味，比酷刑还让他难受。但他始终没明白，他真正的痛苦，从来不是监狱里的劳动改造，而是内心深处那道不肯愈合的良知伤疤——他不敢面对那些被他残害的生命，不敢承认自己当年的穷凶极恶，只能用顽固和暴躁，掩盖内心的恐惧和空虚。 其实，国家对这些战犯一直秉持宽容之心，特赦的大门一次次敞开，只要真心悔过，就能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可徐远举偏要一条道走到黑，他总觉得自己是“忠于职守”，却忘了那些被他迫害的人，也是别人的父母、子女、爱人。直到1973年冬天，他因为心脏病突发倒在车间里，再也没能醒来，成了功德林里唯一没被特赦的战犯。 有人说他可怜，晚年凄凉孤独；也有人说他罪有应得，这是他欠那些烈士的债。可不管怎么说，徐远举的结局，早就写在了他不肯忏悔的那一刻。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罪行都不敢面对，连最基本的良知都丧失了，就算给他再多机会，也终究走不出自己画的牢笼。历史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你种下什么因，就会结出什么果，这是铁律，更是公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