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李富春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央决定，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上将正式通知吴德，吴德在吉林工作多年，舍不得离开，就对宋任穷说，能不能不去北京？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 吴德接到调令那一刻，手里还捏着吉林省委最近一份农业调研报告。纸页边缘被他的指腹磨得泛黄，上面记着春耕进度、社员口粮安排，还有几个县试种高产玉米的数据。他在吉林干了整整八年，从分管工业到主政全省，跑遍了长白山脚下的村屯，连许多老乡都能叫出他“老吴书记”的称呼。 走的时候，秘书帮他收拾办公室，发现抽屉里还放着一沓没寄出去的信——都是他蹲点公社时，社员托他帮忙打听城里医院挂号的事。舍不得，不是矫情，是真真切切的挂念，这片土地的脉搏，他摸了八年，熟得像自家院儿里的老槐树。 宋任穷找他谈话时，没绕弯子。东北局的小会议室里飘着茉莉花茶的香气，宋任穷把调令文件推到他面前，指节敲了敲“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几个字：“北京那边情况特殊，现在需要懂基层、能稳局面的人过去。中央下了决心，咱们得服从。”吴德盯着文件上的红头，想起上个月去北京开会，路过天安门广场时看到的景象——学生举着标语，街头的氛围像拉满的弓弦。他心里清楚，吉林的工作虽熟，可北京的位置，是风口浪尖上的秤砣，多一分稳当，局面就少一分晃荡。 他没立刻应下，倒问了句：“北京现在缺什么？我能做什么？”宋任穷叹了口气：“缺能把政策落到实处的干部。你在吉林搞‘工业支援农业’，把几个濒临破产的国营厂转产农机，让农民春耕不用等配件；你处理群众纠纷，从不拍桌子，蹲在炕头和老乡算三年账。 北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种既能扛事又不激化矛盾的人。”这话戳中了吴德的软肋。他想起1960年吉林闹春荒，他带着干部把省直机关的储备粮分下去，自己连续半个月吃玉米面糊糊，胃疼得直冒冷汗，却咬着牙没让一个公社断粮。所谓“工作需要”，从来不是空话，是要在别人犯难的地方，顶上去。 犹豫归犹豫，真要走的那天，他还是把吉林的工作细细交了底。跟继任的同志交代完春耕扫尾的重点，又去长春客车厂看了看——他在任时力推的“工人技术夜校”已经办了六期，车间里年轻工人围着师傅学车床操作的场景，让他嘴角动了动。 临上火车前，几个县委老书记赶来送行，拎着自家腌的酸菜、晒的蘑菇干，硬往他包里塞：“到了北京，别忘了咱吉林的庄稼汉。”他抱着这些沉甸甸的土产，突然明白，调他去北京，或许不只是因为工作能力，更因为他在基层攒下的那份“信”——群众信他能办实事，组织信他能在乱局里守好底线。 到了北京，他没急着摆架子。先花了半个月跑各区，从西单的副食店问到海淀的高校，记下居民买菜的难处、学生的诉求。有次在崇文门菜市场，听见大妈抱怨“凭票买的鸡蛋总缺斤短两”，他当场让秘书联系工商局，三天后就查出了两个克扣秤的摊贩。 这种“吉林式”的较真，让北京干部有些意外——在他们印象里，首都的工作讲究“宏观调度”，可吴德偏要从菜篮子、米袋子这些具体事抓起。他跟身边人说：“不管在哪儿，老百姓的日子过踏实了，局面才不会飘。” 回头看，1966年的这次调动，像一块试金石。吴德的“舍不得”是真的，对吉林的感情深到骨子里；但他的“服从”也是真的，因为他看懂了“工作需要”背后的分量——个人进退事小，大局安稳事大。那个年代，多少干部像他这样，把熟悉的土地留在身后，走向更陌生的战场，靠的不是魄力，是对责任的清醒认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