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 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卢麒元不是空喊口号的普通评论者，祖籍四川、生于山西的他，1987年从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毕业后，就进入财政部文教司工作，后来又深耕香港金融圈数十年，横跨政府、国企与资本领域的30年经历，让他对政策制定的底线与资本运作的套路有着旁人难及的敏感度。 他在怀柔县下放锻炼时，曾在县图书馆反复研读《资本论》，那种在现实中验证理论的经历，让他格外清楚“规则”对一个国家的深层影响——好的规则能护佑民生，被渗透的规则则可能悄无声息地转移利益。 “优先采用国际标准”本身不是原罪。最高法近年发布的典型案例里，就有不少涉外民商事纠纷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的情况，这些适用让跨境贸易更顺畅，也体现了我国的开放姿态。 但卢麒元的担忧直指核心：国际标准是谁制定的？背后是否藏着“规则霸权”？美西方长期把持国际标准制定权，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让非洲铝出口下降13.9%，美国则对自己不利的国际规则动辄“合则用、不合则弃”，这些现实都说明，国际标准并非天然公平。 如果我们在关键领域不加甄别地“优先”，就可能落入别人预设的陷阱，让本土产业被“低端锁定”，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吃过的亏。 更值得警惕的是立法者的背景关联我国早就有规定，立法工作者选拔要“拥护党的领导、忠于宪法法律”，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参与。 但卢麒元强调“每次参与都要政审”，恰恰点出了动态监管的重要性现实中，有些立法参与者可能初始背景清白，后续却与境外资本产生利益绑定；有些则凭借“通晓境外法律”的身份，在条款制定中不自觉偏向西方逻辑。 广州中院曾审理一起涉外冷链运输纠纷，合同约定适用比利时法律，可对方却无法提供该国相关规定，最终只能适用中国法律判案。试想，如果制定相关领域法律时，有参与者被境外利益左右，刻意模糊国内法与境外法的适用边界，普通企业和民众的权益该如何保障？ 立法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而是国家主权与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卢麒元的主张或许听起来激进，但本质上是在呼吁守住立法的“安全底线”。 我们不是要拒绝国际合作，而是要在合作中掌握主动权；不是要否定专业人士的作用，而是要确保专业背后没有利益输送现行立法法规定，法律案审议要听取基层代表、专家等各方意见，这就是为了防止规则被少数人操控，但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中，仅靠这些还不够。 政审不是搞“一刀切”的排斥，而是对“忠诚”与“公正”的反复核验当立法者站在台前起草条款时，公众有权知道他是否与境外资本存在关联，是否有利益冲突需要回避。 这不是不信任，而是立法工作的特殊性决定的——每一条法律都可能影响千万人的生计，每一个条款的措辞都可能涉及巨额利益分配，容不得半点含糊。 卢麒元的发声，本质上是提醒我们：在开放的大潮中，不能丢掉对“规则主权”的坚守国际标准可以借鉴，但必须经过国情适配；专业意见可以重视，但必须筑牢忠诚底线立法的根基是人民利益，任何可能影响这一根基的潜在风险，都值得我们用最严格的标准去防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