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手下尹昌衡，接任他的总督职位。给他留下3000护卫。随后却找赵尔丰谈“互保”协议。没想到，尹昌衡却趁机要了他的命。 当年在川边的崇山峻岭间，哪家的孩子要是夜里哭闹不止，大人只要压低嗓门喊一声“赵尔丰来了”哭声往往戛然而止，这位让幼童闻风丧胆的清廷大员，虽然是以捐纳之身步入官场，既没有三个哥哥那样的进士功名。 前半生也在基层的摸爬滚打中蹉跎，直到花甲之年才真正在这片西南边陲留下了让人毁誉参半的深刻印记，赵尔丰的身上常年笼罩着一种极端的割裂感，一方面，为了让新撰写的《乌拉章程》能够真正落地，替农奴减轻负担，这位朝廷命官逼着底下的官吏迈开双腿去宣传。 他的下属曾在那个年代感慨，为了这事磨穿了几十双鞋，连人带马掉进河里、摔下岩坡都是家常便饭，这时的赵尔丰，是那个因早年在山西永济带着百姓扑灭蝗灾而得名、誓要阻挡英国人染指西藏的实干家。 他在川藏搞“平康三策”废除且旧的土司制度，哪怕是一草一木的矿产开发、一砖一瓦的学堂建设，甚至是让汉军旗籍的他去推广汉文教育，都是想给这摇摇欲坠的晚清版图钉上一颗钉子。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那令人战栗的血腥手腕，在1903年调任永宁道时，面对古蔺地区的抗税风潮，赵尔丰就曾因向朝廷夸大报急并残酷镇压，致使三千人丧命，不仅由此背上了“赵屠夫”的骂名，还借此充实了官府银库。 这种迷信武力镇压的惯性思维，贯穿了他的治藏生涯，不论是1905年平定巴塘之乱后的铁腕改土归流，还是镇压开县民变、索赔洋教士损失，赵尔丰手中的刀始终快过他的安抚政策，虽然这些举措客观上结束了土司世袭，为后来西康建省和巩固西南边防打下地基。 但被迫流离失所的边民和尖锐的族群矛盾，也埋下了无数隐雷，命运的齿轮在1911年疯狂转动，清廷仿佛嫌局势不够乱，竟将把持边疆军事的赵尔丰调回成都接替其兄赵尔巽，去面对汹涌的保路运动。 这一回，曾在边疆所向披靡的“屠夫”手段彻底失灵了，起初他也曾试图在这个死局中寻找平衡，甚至因同情民众诉求而被清廷严厉申斥，当朝廷的高压命令如一道道催命符般压下来时，左右为难的赵尔丰最终还是选择了那条他最熟悉的老路，暴力。 他设下圈套，以查看电报为名，将蒲殿俊、罗纶等九名立宪派代表诱骗至督署扣押，紧接着，面对潮水般涌来请愿释放人质的民众，巡防营的枪口喷出了火舌，这就是震惊天下的“成都血案”三十二条人命不仅没能震慑住局势，反而像是在干柴堆里扔进了一颗炸雷。 愤怒瞬间引燃了全川，民变四起，不仅直接导致负责支援的湖北新军入川、致使武昌空虚而爆发首义，更是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等到大势已去，赵尔丰虽然被迫交出了总督印信，甚至想以一种类似“看守政府”的姿态维持秩序。 但他手中依然握着的数千巡防营旧部，成了新任都督尹昌衡喉咙里的一根刺，尹昌衡，这个曾经受赵尔丰提携的老部下，决定用一种最具戏剧性的方式结束这位老领导的性命，他只身来到赵尔丰的住处，摆出一副在乱世中结盟自保的姿态。 甚至主动提出要给赵尔丰那些许久未领军饷的巡防营兄弟发钱，正处于惶恐迷茫中的赵尔丰信了，他没想到那箱抬进来的银子正是他催命符的“定金”就在1911年12月22日的那个清晨，拿了钱买酒喝肉、宿醉松懈的巡防营还在梦中。 早就埋伏好的敢死队便冲破了大门，当时卫队管带陶泽锟领着两百号人直扑内室，虽然赵尔丰床边的一名侍女忠烈异常，提枪试图反抗，但瞬间便倒在乱刀之下，在这个寒冷的黎明，还没来得及下床的赵尔丰被生擒。 没有像样的审判，尹昌衡只是站在公堂台阶上喊了一句“大家说咋办”底下早已安排好的人群和被煽动的情绪汇成了一个字“杀”随着那颗在边疆曾令人胆寒的头颅滚落，并在成都皇城明远楼的城门上足足悬挂了三天。 那个“花甲成名”曾经试图效仿左宗棠收复新疆伟业的老人，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他的家产被悉数充公，连最后的尸骨也只是被部下趁夜草草偷回掩埋。 一张张流传后世的现场照片，记录了他那紧闭双眼、气息全无的最后时刻，也无声地宣告了那个依靠杀戮维持秩序的旧时代彻底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