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听说，国军抗日名将谢晋元的遗孀带着4个孩子流浪街头，心生不忍，连忙指示：“给她安排一栋房子吧！” 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上海姑娘，1929年嫁给谢晋元时，大概以为这辈子就是相夫教子、岁月静好，可那个混乱的年代，命运翻脸比翻书还快，丈夫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抗日，为了让他无后顾之忧。 她拖着孕肚和三个孩子，甚至还没跟丈夫好好道别，就被送到了广东蕉岭那个穷乡僻壤的老家，她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变成了在那山沟沟里都要咬牙苦撑的母亲，而在上海那一头，谢晋元打出了威名，却也被所谓的上级当成了在那场表演赛里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 英雄的结局总是令人唏嘘，1941年，谢晋元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因为拒绝汪伪政权的拉拢，被叛徒卑鄙地暗杀在了孤军营里，那时候，身为遗孀的凌维诚还没来得及从丧夫的剧痛里缓过劲来，蒋介石的一纸电报和五万法币抚恤金。 外加一句去重庆安置的承诺，成了她当时仅有的慰藉，她确实带着四个孩子去了重庆，甚至宋美龄还拉着她的手，宽慰她要好好把烈士的后代抚养成人，但这些面子上的光鲜，在那几年的颠沛流离面前，简直脆得像张纸。 抗战胜利，日本人投降了，凌维诚以为终于能回上海过安稳日子，可当她带着孩子回到这片故土，迎接她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透骨的寒意，她不仅要养活自己的四个娃，眼前还有那一帮子缺胳膊断腿、曾跟着她丈夫出生入死的老兵。 这帮“八百壮士”幸存下来的几十号人，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差点饿死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街头，有的去码头扛大包，有的去火车站卖报纸结果被人打断了腿，这就是当年守卫四行仓库的英雄们的下场。 国民党那边各个部门除了踢皮球还是踢皮球，宋美龄再去跟蒋介石提这事儿时，得到的回应仅仅是那个人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之后便再无下文，以前那个从来不知“钱”为何物的富家千金，为了这几十张等着吃饭的嘴，什么脸面都顾不上了。 她拿着那点早就贬值得不成样子的抚恤金，试图开作坊做肥皂、做买卖，结果在蒋经国把上海经济搞得一团乱麻的档口，这些小生意像泡沫一样迅速破灭，不到四十岁的凌维诚，甚至得为了躲避地痞流氓的骚扰，拿钱消灾。 到后来，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在街头流浪，捡煤渣、做针线，那日子苦得就像是泡在黄连水里，转机出现在1949年的那个初夏，上海解放了，但这对于在那栋破楼里挤着的一群旧军人来说，心里更多的是恐慌。 他们不知道新的政权会怎么看待他们这些穿着旧军装的“残兵败将”当时凌维诚正带着孩子躲在城隍庙后巷避雨，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让她决定赌一把，她给当时新上任的上海市长陈毅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发出去没多久，陈毅的批示就下来了，字里行间没有任何推诿和敷衍，态度干脆利落：谢晋元是抗日功臣，他的遗属和老兵必须照顾，当那个送信的干部在后巷找到正带着孩子躲雨的凌维诚，告诉她政府不仅分房子。 还给安排工作时，这个为了孩子和老兵在大上海撑了八年、哪怕被流氓逼债都没掉过一滴眼泪的女人，竟直接蹲在地上，在大雨里哭得撕心裂肺，这一次，没有空头支票，一辆军用吉普车直接停到了吴淞路，那是陈毅特批的一栋楼，还是独门独户。 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着那是给孩子们和老兵们新做的蓝布衣裳，厨房的米缸也被塞满了，那些还有力气的年轻老兵，被安排去了航运公司、铁路当警察或者是市政建设队，年老体弱的也被送进了收容所养老。 更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凌维诚家里原本挂着谢晋元出征前写的“保家卫国”四个大字，那本来是这个家摇摇欲坠的精神支柱，解放军接管上海后，这幅字被小心翼翼地装进了镜框，更有意思的是，那个镜框的角落里，盖着一个红彤彤的印章“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陈毅市长并没有把这当成一次性的施舍，有一次他在车里看到凌维诚家二楼窗口探出的几个孩子脑袋，特意嘱咐司机开慢点，还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谢团长知道孩子能安稳读书，怕是要找他讨酒喝。 这风声传到凌维诚耳朵里，当天晚上，她亲手蒸了三十个热腾腾的馒头，让大儿子送到了附近的解放军食堂，从那以后，这栋小楼里的生活终于回到了它该有的平静轨道，凌维诚也找到了自己的新角色，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她每周都要雷打不动地去墓地。 那里躺着她的丈夫谢晋元，陈毅特地在胶州路给这位民族英雄重新修了陵园，她每次去，都会扫扫落叶，要是碰上哪怕是一个前来祭奠的学生或路人，她都会耐心地讲讲四行仓库，讲讲那个再也回不来的人。 信息来源：环球人物（人民日报）《抗日名将谢晋元之子讲述父亲和“八百壮士”的最终结局》：-05/26/content_1251708.htm?div=-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