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中南矿冶学院，毕业晚会的歌声刚散，王明健的宿舍门就被敲响了。 两个穿中山装的男人站在门口，没有军衔，只说“有项特殊任务需要你”，楼下的军用吉普引擎还在空转，轮胎碾过碎石子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楚。 车子在山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王明健扒着车窗看，路边的树越来越密，最后连路牌都没了。 他后来才知道，那地方地图上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711矿。 办公楼门口挂着国徽，走廊里的钟摆声滴答响，桌上摊着的保密协议，第一条就写着“终身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工作内容”。 他握笔的手有点抖，钢笔尖在纸上洇开一小团墨，窗外的蝉突然不叫了。 签完协议的第三个月，苏联专家撤走了。 实验室里的外文资料被带走，留下的只有半张铀矿化验单，品位0.08%，比当时国际最低开采标准还低一半。 王明健带着三个刚毕业的学生蹲在矿渣堆前，用土法熬制铀溶液，烧杯壁结着白霜，蒸汽熏得人眼睛疼。 有天半夜他突然坐起来，在笔记本上画萃取槽的草图，铅笔尖把纸戳破了三个洞。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的蘑菇云升起时，王明健正在调试光谱仪。 数据跳出来的那一刻，他盯着屏幕上的峰值发呆，99.99%，这是他们用三年时间把纯度从90%提上来的数字。 同事拍他肩膀，他才发现自己手心全是汗，把记录本洇湿了一角。 那天晚上，食堂加了个萝卜炖肉，没人说话，只是把碗里的饭吃得一粒不剩。 弟弟王明德再见到他，是1986年的春节。 三十年间，家里收到的信地址都是“某信箱转”，母亲到死都以为他在西北搞地质。 王明健从包里掏出个铁盒子，里面是一沓泛黄的照片，穿工装的年轻人站在简陋的实验室里，背景板上写着“炼铀攻坚小组”。 “哥，你这些年到底干啥了？”王明德问。 他没说话，只是把盒子里的一枚徽章推过去，上面刻着“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发的。 1986年解密那天，王明健从抽屉里翻出那份泛黄的保密协议，钢笔划过的字迹还带着当年的颤抖。 他办公室的黑板上，还留着“铀纯度99.99%”的粉笔字，那是他和同事们用30年光阴刻下的答案。 这种把国家需要刻进生命里的坚守，或许就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刻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