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3日，廖耀湘命令宪兵去枪毙作战不利的师长戴海容。 辽沈战役的炮火刚停，锦州城头还飘着硝烟，国民党军的指挥部里已经吵翻了天。 戴海容缩在椅子上，军靴上的泥点子混着血渍，手里攥着皱成一团的作战地图。 三天前他还在酒桌上跟军需官吹嘘防线固若金汤，现在廖耀湘的副官已经站在门口，腰间的枪套拍得噼啪响。 中央军校的文凭在1930年代的国民党军队里确实管用。 戴海容毕业那年，揣着校长签发的毕业证直接当了连长，比同期士兵出身的军官少熬了整整五年。 他学会的第一招不是战术部署，是给团长的姨太挑绸缎时要选杭州产的云锦，给参谋长送礼得用天津的老茂生糕干，盒子上还得贴着"同乡特产"的红纸。 这些在后来帮他升得比谁都快。 锦州攻城战打了七天，戴海容的师部每天换三个地方。 望远镜里看到解放军的爆破筒炸塌城墙时，他正忙着往吉普车后备厢塞金条。 副官提醒他该组织反击，他却让通信兵先给南京发报，说"正与敌激战"。 城破那天，他带着卫兵从西城门溜走，把两千多名士兵扔在战壕里。 宪兵队的通缉令贴到天津码头时，戴海容已经剪了军装领章，换上了长衫。 码头的船老大收了他两根金条，把他藏在运煤船的夹层里。 船开的时候，他听见岸上有人喊"抓逃兵"，吓得差点掉进海里。 后来才知道那是别的溃兵被抓了，他倒在煤堆里笑出了眼泪，煤灰呛得直咳嗽。 1949年春天，戴海容站在基隆港的码头上，兜里只剩五块银元。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看他没背景，把他分到了眷村最角落的铁皮屋。 夜里听着隔壁老兵哭着要回家，他突然想起在锦州时囤积的那批军靴，现在台湾的军队正缺这个。 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找了当年军需处的老部下。 军需品转民用的生意做起来那天，戴海容特意穿了身新西装。 他把军靴的皮革改成皮鞋，卖给刚到台湾的公务员，第一单就赚了三个月的房租。 后来又把军用毛毯染成花格子，成了台北太太们抢着买的时髦货。 有次碰到当年宪兵队的人来买鞋，对方盯着他看了半天，最后说"这老板眼熟"，他笑着递了双新鞋，没提过去的事。 去年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在旧皮箱底层发现了一张泛黄的通缉令，照片上的戴海容穿着军装，眼神里透着一股慌乱。 皮箱内侧贴着张1965年的台北工商名录，他的贸易公司地址旁边，用铅笔写着"今日进账三百"。 从被悬赏通缉的逃兵，到在台湾商界立足的商人，这个曾经靠着钻营往上爬的军官，最终在市场的浪潮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