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46岁的林纾刚丧妻不久，青楼头牌谢蝶仙便让人送来四只特大的柿饼，林纾打开一看，只见每个柿饼都被咬过一口，还留着齿痕，带着脂粉香气，林纾看后哈哈大笑，随后让人给谢蝶仙送去几条鱼和一首诗。 提起晚清民初的林纾，人们先想到的是翻译家、古文高手，很少记得他也是一个在情感与规矩之间小心行走的男人。1852年，他生在福建闽县的贫寒人家，五岁丧父，由外祖母含辛茹苦带大。 没有钱进学堂，他就蹲在私塾窗外偷听，捡破书页来誊抄，十三岁到二十岁几乎把自己关在书堆里，墙上画棺材立誓“读书则生”，硬生生从乱纸堆和借来的书里啃出两千多卷古籍，直到三十一岁考中举人，才算挤进士林。 少年时的困顿，不只把他打磨成一位勤勉的读书人，也让他格外重情。十七岁那年，他迎娶刘琼姿。那时他一穷二白，岳父看中的却是这个年轻人的骨气与才华。 婚后两人相濡以沫，虽清贫但和顺，很快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五口小日子紧巴却温暖。为了给妻儿撑起更好的生活，他更加拼命读书求仕，拜名师、应科举，最后站上举人的位置。 命运却没有因为他的勤奋而手下留情。三个孩子先后夭折，刘琼姿在长期悲痛中病逝。1897年，爱妻离世，林纾仿佛被抽空了骨头，整个人坠入灰暗。 也正是这时，外面的世界悄悄推开了一扇门。朋友王寿昌留学归来，会法语，二人一唱一和，一个口译，一个执笔，把《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成文言小说。 没想到这部原本只想印给朋友看的小书，一夜之间风靡京沪，连严复都赞叹“断尽华夏荡子肠”，林纾借此踏上“译界之王”的道路，之后又陆续翻出上百部西方名著，让无数中国读者第一次透过古文看到外面的世界。 事业渐入佳境之时，他的内心却仍笼着丧妻丧子的阴影。1898年秋天，福州的一家青楼里，名噪一时的头牌谢蝶仙在读过《茶花女》后，对这位苦命、又倔强的译者生出别样情意。她琴棋书画皆通，能与文人谈诗论文，在灯红酒绿间仍保留几分清醒与自尊。 听说林纾年近半百，独自守丧，她没有循着通常的那套莺歌燕舞，而是挑了一种既寻常又别有深意的信物。 那天，林纾收到一份“怪礼”四只柿饼。柿饼柔软甜糯，每一个都被轻咬一口，齿痕清晰，隐隐还带着脂粉香。 古人以“柿”谐“事”“世”，有好事成双、一生一世的味道，这四只柿饼既是在提醒他的年纪，又像在说“愿与君共度此世”。对一位名重一方的学者来说，这样直白的示好既冒犯旧礼，又带着一腔孤勇。 林纾拆开礼物，愣了一下，随即大笑。他不是嘲讽对方，而是笑这份心意的率直与笨拙。笑过之后，他没有装作不知，也没有顺势接受，而是选了另一种方式回应。 他让人买来几条鲜鱼，亲手题了一首诗：“不留宿孽累儿孙，不向情田种爱根。绮语早除名士习，画楼宁负美人恩。”鱼“余”谐音，多鱼即“多余”，既是回礼，也是暗示；诗中一方面感念“美人恩”，一方面又表明自己不愿再在情场播种的决心。 对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而言，公开示爱本就要冒巨大风险，若被冷言相待，后果不堪设想。林纾用几条鱼、一首诗，把这份感情轻轻接住，又轻轻放下，不贬损对方，也不纵容自己。 谢蝶仙收下回礼，沉默不语，把诗珍重收入匣中，从此不再提起。两人的故事就像水面上短暂映出的月影，闪了一下，又归于平静。 这一来一回的柿饼与鱼，看似不过风月小事，却把林纾的人格与气质照得很清楚。他固然不是新文化派眼中的“先进人物”，坚持文言、对白话运动多有异议，却在另一个层面上，早早实践着某种“自守”的伦理。 他经历家破之痛，不愿再牵新的情债，也不肯利用自己“名士”的身份占一个弱势女子的便宜。人们习惯拿“文人多风流”说事，而他偏偏用一纸回绝，打破了这种成见。 再往大处看，这段故事也折射出晚清社会的缝隙。一边是旧礼教还牢牢罩在头顶，士与伎之间泾渭分明；一边是西学东渐，新思想萌动，青楼头牌会读译小说，敢向名士递出带齿痕的柿饼，翻译家在书房里把西方爱情搬进中国故事里，却在现实中选择悬崖勒马。 走到生命尽头时，林纾仍旧孤身一人，身边围着的是稿纸和译本，而不是晚来的续弦。他出身寒门，功成不富贵，1924年客死北京，留下的不过是一架子书和几段零星逸事。 只是那年秋天的四只柿饼和几条鱼，连同那首“宁负美人恩”的诗，一直被后人念叨。有人从中看到一位老派读书人对亡妻的长情，有人看到他在情感与名节之间的谨慎平衡。无论如何，这段被脂粉香和墨香共同缠绕的小故事，让一个本该只是“译界之王”的名字，多了几分血肉与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