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日本高市早苗当局决定，2026年起将取消中国留学生在日打工收入的免税政策。 这一决定意味着，自1983年《中日税收协定》生效以来，延续了整整42年的一项中日教育交流友好政策将彻底成为历史，超过12万名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打工收入将不再享受特殊豁免，需和其他国家留学生一样正常缴纳所得税。 要搞懂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得先回到四十多年前的历史背景里。1983年，正值中日关系的黄金蜜月期，此前中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本则通过经济援助、技术合作和一系列特殊政策表达感谢，教育交流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鼓励两国人才往来、增进相互理解，中日两国签署的税收协定中明确规定，留学生“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收到的款项或所得”可以免予征税，这便是中国留学生打工免税政策的源头。 可谁也没想到，四十多年过去，当初的友好约定，随着中日留学格局的彻底逆转，慢慢变成了争议不断的“单边优惠”。 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权威数据，2024年在日外国留学生总数突破33万，其中中国留学生就有12.3万多人，占比高达36.4%，稳居所有来源国首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华日本留学生人数不足1万，两者差距达到了17倍之多。 更关键的是，这份税收协定在实际执行中，逐渐演变成了中国留学生独有的“超国民待遇”——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打工赚的钱，不管年收入多少，都能享受全额免税，这在国际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特例。 反观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日本打工都有明确的免税上限，比如韩国留学生每年免税额度是2万美元，菲律宾留学生是1500美元，印度尼西亚留学生则是60万日元，像美国、印度、越南等大多数国家的留学生，在日打工都要按规定正常缴税。 这种明显的国别差异，长期以来在日本留学生群体中引发争议，甚至有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困惑地表示，明明干着同样的兼职工作，中国同学能拿全薪，自己却要被预扣10%左右的税款。 也正是基于这种“不公平”的现状，日本高市早苗当局此次推动政策调整时，打出了“与国际税收标准接轨”“消除国别差异，实现公平课税”的旗号，日本财务省也在相关文件中明确表示，取消这一政策是为了让税制更符合国际普遍准则。 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事儿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税制调整，背后还藏着明显的政治考量，时间点的选择更是耐人寻味。 近期中日关系本就处于相对紧张的阶段，日本当局此前已推出一系列对华强硬举措，比如在涉台问题上发表不当言论、加强对中国企业的技术管控等，而取消中国留学生免税政策，更像是这一系列强硬动作的延伸。 推动这项政策修订的自民党参议员小野田纪美，此前就多次发表对华强硬言论，甚至公开表示“日本的宝贝不是中国留学生，而是日本孩子”，其政治倾向性不言而喻。 从目前的事实来看，这次政策调整确实只针对中国留学生，此前日本在2010年代已经取消了对美国、新加坡等国留学生的同类免税待遇，此次不过是把目标对准了最后享受这一福利的中国。 但要明确的是，所谓“打压”的说法其实有些片面，毕竟从税制公平的角度来说，中国留学生享受了四十多年的特殊豁免，随着时代变化进行调整本身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其选择的时机和推动的姿态，带有明显的政治操弄痕迹。 还有人关心，这项政策取消后，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其实从实际数据测算来看，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 根据日本的税收制度，留学生年收入需要超过1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8万元）才需要缴纳所得税，而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留学生每周合法打工时间上限是28小时，若按东京地区普遍的1000日元时薪计算，年收入大约是170万日元。 扣除48万日元的基础扣除和27万日元的学生专项扣除后，需要缴税的部分大概只有50万日元，折算下来每年需要缴纳的所得税加住民税合计约10万日元，也就是差不多4900元人民币。 而且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留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改善，对打工的依赖度已经大幅下降，目前在日中国留学生中从事兼职的比例已经降到10%以下，远低于越南、尼泊尔等国留学生，所以对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这笔额外的税负其实在可承受范围内。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中国留学生其实压根不知道自己享受着这项免税福利，这项延续了42年的政策更像是“隐形福利”。而从长远影响来看，对日本自身的冲击可能比对中国留学生更大。 日本的餐饮、零售、物流等行业，长期依赖留学生劳动力填补岗位空缺，尤其是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留学生已经成为这些行业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支撑。 政策调整后，部分依赖打工维持生活的留学生可能会减少打工时间，甚至放弃兼职，这无疑会加剧日本相关行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