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国民党师长李铁民下令将一百多地下党杀害，少将韩君明劝他：“老铁，你还是留个后路，不要把事情做绝。” 韩君明这话刚落地，李铁民手里的茶杯就重重磕在红木桌上，茶水溅了一桌子。他抬头盯着这位共事多年的老友，嘴角扯出个笑：“后路？老韩，这年头谁有后路？咱们手里沾的血还少吗？”窗外天色阴沉得厉害，像是要压到人头顶上来。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纹丝不动，闷得人喘不过气。 那时候的局势啊，真是乱成了一锅粥。仗打了这么久，明眼人都看得出势头不对。李铁民这个师，半年前还满员满编，这会儿减员快三成，补给也总跟不上趟。士兵们领的军饷越来越薄，不少人私下嘀咕，说城西那个米铺的老板，去年还点头哈腰的，如今见了穿军装的都敢翻白眼。人心这种东西，一旦散了，比什么都难收拾。 韩君明找了个椅子坐下，自己点了支烟。烟雾慢慢腾起来，隔在两人中间。“我不是说让你放水，”他声音压得很低，“可这一百多号人，里头有没有冤枉的，你心里没数？上头催得紧，你就真当刽子手？将来要是……要是变了天，这笔账，人家可是要一笔一笔算的。”这话说得够直白了，屋子里静得能听见墙角那只老座钟的嘀嗒声。 李铁民没立刻接话。他走到窗前，背对着韩君明。他能不知道么？前些日子，他老家托人捎来口信，说乡里已经在搞土改了，分了他家几十亩水田。带信的人话里话外透着小心，意思却明白：家里人都盼着他“明白”些。可他知道，自己早就回不去了。从三八年跟着部队一路打过来，他抓过的、审过的、签字枪毙的人，自己都记不清数目。这身军装穿到现在，就像长在了皮肉里，想脱下来，非得连皮带肉撕下一块不可。 “老韩，”李铁民转过身，脸上那点强撑的硬气有点垮了，“你以为我想？命令是上面来的，白纸黑字，签着司令官的大名。我不动手，自然有别人来动手。到那时候，我李铁民就是个违抗军令的废物，别说师长，这颗脑袋能不能保住都两说。”他这话说得又急又糙，额头上青筋都凸了起来。可话里那股子虚，连他自己都听得出来。 韩君明把烟摁灭了，叹了口气。他跟李铁民不一样，他念过新式学堂，去过国外，心里头总还存着点别的想头。他见过那些地下党人，有些根本就是半大孩子，眼神里透着不怕死的亮光，那种亮光让他心里发慌。他总觉得，杀人或许能镇住一时，可那种亮光，是杀不灭的。这东西，比枪炮更厉害。 “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韩君明站起来，走近两步，“挑几个年纪小、没实据的，报个‘暴病身亡’或是‘途中逃脱’，总能操作。一百多个，少那么三五个，天塌不下来。给自己，也给手底下那些执行命令的弟兄们，留一丁点余地。这世道，谁也不知道明天刮什么风。” 李铁民盯着桌上的地图，那些红色蓝色的箭头交错在一起，看得人头晕。他何尝不知道韩君明说的是条路子？可他也怕，怕上面查下来，怕同僚告黑状，更怕自己这一软，往后就再也硬不起来了。在这位置上，心软就等于把刀把子递到别人手里。 那天后来，命令还是执行了。刑场选在城外一片河滩地，枪声断断续续响了小半个上午，惊起远处林子里一大片黑压压的鸟，在空中盘旋了好久都不肯落下。韩君明没去现场，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窗子关得紧紧的，还是觉得那声音往耳朵里钻。 故事讲到这儿，或许有人觉得李铁民是铁石心肠，韩君明是明哲保身。可历史这东西，往往不是非黑即白。在那样的洪流里，每个人都被推着走，手里那点选择的余地，薄得像张纸。李铁民的恐惧是真的，韩君明的挣扎也是真的。他们都在自己认知的“绝路”上，试图找一条缝隙。李铁民选择了服从，以为能保住现有的一切；韩君明选择了劝说，以为能留住一丝人性。可很多时候，历史的车轮碾过，个人的那点算计和犹豫，轻得就像一声叹息。 真正的悲剧或许就在这儿，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认定自己没有后路可退时，往往会做出最残酷、也最愚蠢的决定。他们以为是在保命，其实是在往更深的深渊里跳。反倒是那些在绝境中仍试图给他人，也给自己留一线生机的人，哪怕力量微薄，却给未来埋下了一点不一样的种子。那点种子，可能在当时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时间终究会给它破土的机会。 历史的教训啊，从来不是教我们简单地去恨某个人，而是让人看清，那种逼着人走向绝境的制度和环境，才是更可怕的东西。破除那种“别无选择”的绝境思维，或许才是避免悲剧重演的关键。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