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关于博物馆和国宝的老故事。这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关于几本书、一个人，和一份比文物更珍贵的操守。 那时候兵荒马乱的，故宫的国宝踏上了惊心动魄的“西迁”之路，从北京一路辗转向南、向西，只为躲避战火。负责这千钧重担的，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天，蒋介石忽然想读《二十四史》了，而且指名要乾隆年间武英殿刻印的原版。这套书是顶级珍品，当时正由马衡主持的西迁队伍精心保管着。 老蒋很讲究，还正儿八经亲笔写了一张借条，派他的“文胆”秘书长陈布雷，持条去找马衡借书。 陈布雷到了马衡那里，递上借条，心想这不过是走个过场。没想到，马衡看了借条，并没爽快答应。他客气但坚决地请陈布雷在借条上再补写一句：“保证一个月内归还。” 陈布雷一听，脸上就挂不住了。他是何等人物？蒋介石身边的首席笔杆子，地位尊崇。在他看来，《二十四史》浩如烟海，一个月怎么可能读完？这分明是马衡故意刁难，不给面子。他当场就沉下脸，拂袖而去。 回去见到蒋介石，陈布雷余怒未消，抱怨道：“那么多书，一个月哪读得完？这马衡，分明是存心设卡！” 蒋介石听完，却只是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哪里是刁难。他这是……明摆着不想借给我啊。” 老蒋心里明白，马衡防的不是“读不完”，而是别的。 事情到这，好像就僵住了。可三天后，马衡却主动派人把书送来了。陈布雷一看，气更不打一处来——送来的根本不是乾隆武英殿那套珍贵的原版，而是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虽是精心校勘的善本，但终究是现代印刷品，价值与原版天差地别。 陈布雷带着讥讽对来人说：“马院长这是什么意思？蒋先生要的是这个吗？” 话传到马衡那里，他神色平静，让人原话带回他的答复：“蒋先生如果是为了读书求知，看这个影印本，内容一模一样，绰绰有余。蒋先生如果……别有其他图谋，那么，就算是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也一样不行。” 这“别的图谋”几个字，说得含蓄却又力有千钧。在那样一个动荡年代，文物一旦以“借用”之名离开原保管人，尤其还是最高权贵所借，很可能就如泥牛入海，再也要不回来。马衡守的不是几册书，而是国宝不容私相授受的底线。 这番话说得堂堂正正，又绵里藏针，连才思敏捷、笔下生花的陈布雷，也被噎得哑口无言。 后来，果然有人跑到蒋介石面前进谗言，贬损马衡“不识时务”、“傲慢抗上”，想趁机把这掌管国宝的职位弄给自己人。 出乎很多人意料，蒋介石这次没有任何犹豫，他断然说道：“故宫的文物，只能托付给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这句话，是对马衡人格与职业操守的最高认可。在权力面前，马衡没有弯腰，他守护的仿佛不只是那些金石书画、古籍善本，更是一种比器物更永恒的“道理”。而蒋介石的这句话，在那样一个时代，也算守住了一份难得的清醒与底线。 直到马衡院长卸任，那套珍贵的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故宫的库房中，片纸未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