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88年，民间谣传说周朝将毁于—个女妖精，素来贤明的周宣王吓怕了，派杜伯去逮女妖。 周宣王虽是史书所称的“宣王中兴”之主，早年整顿吏治、讨伐戎狄颇有作为，但到了晚年，内心却越发多疑脆弱。公元前788年，一则“檿弧箕服，实亡周国”的谣言在镐京不胫而走，意思是“那卖桑木弓和箕木箭袋的人，会灭亡周朝”。谣言传来传去，竟演变成更耸动的说法：亡周的祸根是一个女妖精。宣王被这谶语搅得心神不宁，仿佛往日战场上挥斥方遒的胆气都散了，他立刻召来大夫杜伯，严令他查办此事，务必找出这个“女妖”，以绝后患。 杜伯，名为杜恒，是杜国（在今陕西西安东南）的国君，在朝中任大夫之职。他接到这个命令，心中十分为难。作为一位务实的大臣，他明白所谓“女妖”多半是虚妄之谈，但君命如山，只得硬着头皮去做。他带着士卒在镐京及附近四处查访，凡有可疑女子，或言行特异者，皆不免受到盘诘，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市井侧目。然而查了许久，毫无头绪。这“女妖”如同影子，抓不住丝毫痕迹。 眼看期限日近，杜伯实在无法完成任务，只得回禀宣王：“臣遣人遍查里巷，细访谣言源头，实无妖物踪迹。若再兴大狱，恐扰民过甚，非国家之福。谣言之起，或因天象有异，或缘人事不修，请王修德以禳之，则流言自息。”这番话说得诚恳，本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建议。假若早年的宣王，或许能听进去。但此时的宣王，已被恐惧和猜忌蒙蔽了心智，他见杜伯空手而回，勃然大怒，认定杜伯是“纵妖不诛”，有意怠慢王命，当即下令将杜伯下狱，并要处死。 此事震惊朝野。另一位大臣左儒，是杜伯的挚友，挺身而出，为杜伯极力辩护。他在殿前与宣王激烈争辩，九进九劝，指出滥杀忠臣的危害。然而宣王铁了心，完全听不进去。左儒悲愤道：“王若执意枉杀忠良，臣宁可与杜伯同死！”宣王正在盛怒之下，竟一并怪罪。最终，杜伯被冤杀于镐京的集市。左儒或许并未同死，但其直言强谏，也触怒了君王，结局同样堪忧。杜伯临刑前，仰天长啸：“吾奉命除妖，忠心可鉴。若无辜受戮，死后有知，必见此事分明！” 杜伯之死，并未给周宣王带来安宁，反而像一道沉重的阴影，笼罩了他的晚年。《史记·周本纪》记载，杜伯死后不久，宣王在一次出猎时，恍惚间竟见杜伯乘白马素车，身着红衣，手持红弓，追射自己。宣王惊骇之中，心疾发作，不久便去世了。这自然是带有传说色彩的记载，但真实的历史是，宣王晚年对外用兵屡遭败绩，如千亩之战大败于姜戎，南国（指江汉流域）之师尽丧，国力损耗严重。他干涉鲁国君位继承，强行立鲁孝公，破坏了周礼“尊尊亲亲”的原则，使得诸侯离心。对内则如杜伯之案所示，刑杀失当，君臣相疑。 回头再看那“女妖”的谣言，它像一面扭曲的镜子，映照出周王室深重的焦虑。自西周中期以来，西北戎狄侵扰不断，内部诸侯尾大不掉，王权早已在风雨中飘摇。人们将无法理解与控制的巨大危机，幻化成一个神秘的“女妖”形象。而宣王对此的反应，从捕风捉影的追查到冤杀大臣，恰恰暴露了王权应对危机时的失措与暴戾。杜伯，这位忠心的大夫，成了这种集体恐惧与统治失序的第一个祭品。 更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数十年后，真正给西周王朝带来致命一击的，的确是一位“女子”——周幽王的宠妃褒姒。正是幽王为博她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导致王权信用彻底破产，最终犬戎入侵，镐京陷落，西周灭亡。后世史家难免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宣王时的谣言竟一语成谶。这或许是一种“回溯建构”，但其中脉络清晰可见：一个王朝的崩塌，从来不是源于某个神秘的“妖精”，而是长期积累的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与军事失败。周宣王未能破解谣言的密码，反而用忠臣的鲜血加剧了王朝的裂痕，这才是最可悲的历史真相。杜伯的冤魂或许只存在于传说中，但宣王晚年的昏聩与西周国运的急转直下，却实实在在地刻在了竹简与青铜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