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35年，卫庄公去世，太子完即位，是为卫桓公。此时，一个隐患早已在宫廷中生

公元前735年，卫庄公去世，太子完即位，是为卫桓公。此时，一个隐患早已在宫廷中生根发芽——卫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州吁。州吁是卫庄公宠妾所生，性格“有宠而好兵”，深得父亲喜爱，甚至放纵他掌握兵权。老臣石碏早已看出危机，他向卫庄公进谏，提出著名的“六逆”与“六顺”之说，指出“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祸乱根源，而疼爱子女应“教之以义方”，而非骄纵溺爱。然而这番逆耳忠言未被采纳。卫桓公即位后，对这位骄横的弟弟也颇为忌惮，最终将他罢黜。州吁愤而出逃，暗中结交亡命之徒，等待时机。 机会在十六年后到来。公元前719年春，卫桓公动身前往洛邑朝觐周天子。州吁抓住这个都城空虚的时机，在卫桓公途经郑国边境的“潜”地时，设下埋伏。一支由亡命之徒组成的队伍突然杀出，在混乱中成功刺杀了卫桓公。《春秋》以“卫州吁弑其君完”七字，冰冷地记载了这场兄弟相残的惨剧。州吁随即返回都城，自立为君。 然而，弑君篡位者往往内心惶恐。州吁的王座之下是沸腾的民意和贵族的不服。他意识到，要稳固统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转移国内矛盾，发动一场对外战争，用武功来树立威信，凝聚人心。他将目光投向了东方正蓬勃兴起、且与卫国有旧怨的邻居——郑国。 选择郑国，绝非偶然又有点搞笑，州吁指责郑庄公杀害亲弟弟。其实，州吁需要盟友，而郑国恰好有敌人。当时的郑国，正值郑庄公统治后期，国力强盛，被称为“春秋小霸”，但也因此与周边诸侯结怨。州吁派使者联络了三位天然的盟友：宋国——其国君宋殇公的公子冯正逃亡在郑国，对宋构成威胁；陈国与蔡国——作为传统小国，常追随大国行动，且与郑国关系不睦。 四国联军迅速组成，兵锋直指郑国。联军声势浩大，将郑国都城东门围得水泄不透，史称“东门之役”或“东门之围”。然而，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却更像一场各怀鬼胎的政治秀。 郑庄公沉着应对。他深知联军并非铁板一块：宋国只为除去公子冯，陈蔡二国意在掳掠，卫国州吁只想立威。于是，郑国军队集中防守，避其锋芒。联军在城外耀武扬威五日后，满足于“取其禾而还”——即割走了郑国郊外的庄稼，便各自退兵。州吁试图用武力巩固权力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战争未能平息卫国内部的暗流，反而因劳民伤财加剧了百姓的不满。州吁的处境越发艰难。此刻，那位当初进谏未果的老臣石碏，再次走到了历史前台。他已告老在家，但他的儿子石厚，却是州吁的心腹亲信。 州吁命石厚去向父亲请教安定君位之策。石碏认为除掉州吁的时机已到，他将计就计，献上一策：要想获得诸侯承认，必须得到周天子的接见；而要想朝见天子，必须先获得陈国国君陈桓公的引荐，因为陈侯正得周王宠信。州吁与石厚觉得此计甚妙，便备厚礼前往陈国。他们不知道，石碏早已抢先一步，秘密派人送血书至陈国，信中直言：“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 陈国与卫国本有旧谊，且深知州吁不义，于是应石碏之请，将踏入陈国的州吁与石厚二人一举擒获。 消息传回卫国，石碏当机立断，召集众大夫商议。他力排众议，坚持大义灭亲，认为州吁、石厚罪不可赦，必须诛杀以正国法。他派人到陈国，就地诛杀了州吁。对于自己的儿子石厚，众大夫感念石碏之功，主张从轻发落。石碏却厉声拒绝：“石厚从逆，罪不可恕！” 他派自己的家臣前往陈国，将石厚也处死了。《春秋》特别记载了此事：“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大义灭亲”这个成语，便由此而来。 州吁之乱，从弑君到被杀，历时不足一年，却如一颗投入春秋政局池塘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卫国迎回了在邢国避难的公子晋，是为卫宣公。然而，卫国的灾难并未结束，这位宣公后来夺子之妻，埋下更大祸根，卫国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持续内乱。 这一事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赤裸裸地展示了春秋初期旧有宗法秩序的解体。弑君者可以凭借武力上位，国际联军可以因私利随意组建并侵略他国。但同时，石碏“大义灭亲”的举动，也代表着一种传统礼法价值观的强力反弹和坚守。它表明，尽管世道崩坏，但世间仍有公义的标准，弑逆者终将受到惩罚。 州吁的故事，是野心、暴力、算计与正义交织的缩影。他试图用对外征伐的烽烟来掩盖弑兄的鲜血，最终却被国内的老臣用更古老的“礼”与“义”的法则清算。这预示着一个时代的主题：旧的规则已被打破，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接下来的百年，诸侯列国将在更加无序的纷争与碰撞中，摸索前行。大义灭亲 卫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