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白崇禧到台湾后，发现老部下朱怀冰竟是邻居，一时高兴，立刻上门探望。谁知刚到门口，就听见屋里传来骂声：“你放白崇禧进来干什么？不会说我不在吗” 白崇禧的脚步瞬间僵在原地，脸上的笑容还没来得及收起，就僵成了一片尴尬。手里拎着的那盒凤梨酥，是他特意从街上买的，此刻仿佛有千斤重。他站在朱家门口的石阶上，听着屋里的骂声越来越清晰，那声音尖利又熟悉，确确实实是朱怀冰的腔调。旁边开门的朱家仆人，脸涨得通红，手足无措地看着他，嗫嚅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白崇禧到台湾的日子，过得实在算不上舒心。1949年年底，桂系主力在大陆彻底溃败，他带着家人辗转来到台湾，本以为能靠着昔日的战功谋个安稳，却没想到蒋介石对桂系的猜忌从未消减。他的住处是一栋不大的日式小楼，院子里的杂草长得半人高，还是自己动手清理的。 身边没有了前呼后拥的卫兵，也没有了军政会议上的唇枪舌剑，每天能做的，不过是在院子里散散步，翻翻旧报纸，日子过得寡淡又压抑。那天他站在二楼窗口，偶然看见隔壁院子里有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竟是老部下朱怀冰。 这个发现，让白崇禧沉寂多日的心里，猛地泛起一阵波澜。朱怀冰是陆军中将，两人在大陆时共事多年，抗战时期还一起在武汉参加过军事会议。 那时候的朱怀冰，见了他总是毕恭毕敬地喊一声“健公”，两人凑在一起，聊的都是前线的战事，都是部队的部署。白崇禧怎么也想不到，流落台湾，竟然能和老部下做邻居。他几乎没怎么犹豫，就上街买了点心，兴冲冲地往朱家走，想着能和老熟人叙叙旧，也能排解一下心里的苦闷。 可他怎么也没料到，会是这样的局面。 屋里的骂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压抑的沉默。白崇禧深吸一口气，脸上的神色慢慢沉了下来。他对着那个手足无措的仆人摆了摆手，声音平静得听不出情绪：“既然朱将军没空，那我就不打扰了。”说完，他把手里的凤梨酥塞到仆人手里，转身就往回走。 脚步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阳光明明晃晃地照在身上，白崇禧却觉得浑身发冷。他想起当年在大陆的光景，想起桂系的风光，想起那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弟兄。那时候的朱怀冰，对他何止是恭敬，简直是言听计从。 1940年，朱怀冰在华北和八路军发生摩擦，部队损失惨重，还是他出面，向军政部申请了补给，才帮朱怀冰稳住了阵脚。那时候的朱怀冰，握着他的手，感激涕零地说：“健公的大恩，我朱怀冰这辈子都忘不了。” 怎么就忘了呢？白崇禧苦笑着摇了摇头。他不是不知道，到了台湾之后，人心早就变了。蒋介石对桂系的打压，明里暗里从来没停过。他这个“小诸葛”，早就成了没牙的老虎，手里没有兵权，身边没有势力，连说话都没了分量。朱怀冰怕和他来往，怕被贴上“桂系余党”的标签，怕惹祸上身，他都懂。 可懂，不代表心里不难受。 回到自己的小院，白崇禧坐在石凳上，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发了半晌的呆。他想起李宗仁，想起这位昔日的桂系领袖，早就远走美国，两人天各一方，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他又想起那些留在大陆的老部下，有的投了诚，有的回了老家，起码能落个安稳。只有他，跑到台湾，守着一个空壳子似的头衔，守着一肚子的憋屈。 没过多久，就有消息传到白崇禧耳朵里。朱怀冰自从到了台湾，就彻底失了势，蒋介石没给他安排任何职务，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他怕和白崇禧扯上关系，怕被军统盯上，怕自己仅有的一点安稳日子都保不住。白崇禧听到这些话，只是淡淡地叹了口气，没说一句抱怨的话。 他太清楚，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昔日的袍泽情谊，早就抵不过猜忌和自保。蒋介石的心里，装着的是对桂系几十年的芥蒂，装着的是“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戒心。朱怀冰的做法，看似绝情，实则是那个年代，很多国民党落魄官员的无奈选择。 后来，白崇禧再也没去过朱家。偶尔在院子里散步，看见隔壁的门开着，看见朱怀冰的身影在院子里晃悠，他也只是低下头，默默走开。两人就像两条平行线，住在一墙之隔的院子里，却再也没有过任何交集。 1966年，白崇禧在台北病逝。消息传开的时候，朱怀冰站在自家院子里，朝着白崇禧家的方向，默默地站了很久。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没人知道他有没有后悔过，当年那句隔着门板的骂声。 那个年代的台湾，像一个巨大的牢笼，困住了太多人的身，也困住了太多人的心。昔日的袍泽，转眼就能变成陌路。一句“我不在”，隔开的不只是一扇门，更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岁月，一份在权力倾轧下，碎得满地都是的情谊。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