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6岁的周荣鹤把62岁的蒋梅英搂在怀中强吻，无论蒋梅英费力挣扎，但都无济于事，9年后，周荣鹤仍对她念念不忘，趁着深夜闯入了蒋梅英家中。 这件事要从两人的身份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说起。蒋梅英是上海人，生于1913年，年轻时是颇有名气的美人，曾在电影公司做过临时演员，后来嫁人生子，过着普通的市民生活。到1974年，她已退休，住在上海市区一栋老弄堂的二层小楼里，平时喜欢养花、看书，邻里都觉得她气质安静、为人低调。周荣鹤当时是派出所的一名年轻民警，二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工作中见过蒋梅英几次，可能因为她的外貌和气质，产生了不该有的念头。 1974年的那次侵犯，发生在蒋梅英家门口附近。据后来蒋梅英向家人讲述，那天她买完菜回家，在弄堂口被周荣鹤拦住，对方突然伸手把她搂住强吻。她又惊又怒，用力推拒、挣扎，但周荣鹤比她力气大，周围又有人经过，她怕事情闹大影响名声，只能忍着尽快挣脱跑回家。 回家后她没立刻报警，一方面是怕被邻里议论，另一方面也担心对方是公职人员，报警未必有用。这种隐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并不少见，尤其是对有一定社会阅历的女性来说，面对权力和身份的压迫，往往选择息事宁人。 周荣鹤做完那事，并没有收敛。九年过去，到了1983年，他已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手里有了更多权力。可他对蒋梅英的执念没有消退，反而因为当年未被追究，胆子更大。那段时间，他利用职务便利打听过蒋梅英的住址和生活规律，发现她独居，子女常不在身边，便动了再次接近的念头。 一个深夜，他酒后独自来到蒋梅英家门外，用配制的钥匙或直接推门进入屋内。蒋梅英惊醒后发现是他，又惊又怕，大声质问并呼救，但周荣鹤强行捂住她的嘴，继续实施侵害。这次蒋梅英没有再忍，事后立刻告诉了子女，并在家人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报案。 案件进入侦查阶段，很快就查明了周荣鹤的身份和作案过程。由于案发时间在1983年，正值全国“严打”期间，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特别是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处理严厉，加上蒋梅英提供了详细的经过和证人线索，周荣鹤很快被批捕。法院审理认为，周荣鹤在1974年已构成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1983年的入室侵犯更是性质恶劣，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 这个案子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原因有几个。一来，周荣鹤身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而且两次作案横跨九年，显示出极大的侥幸心理和道德败坏；二来，蒋梅英作为年长女性，在第一次受害后选择沉默，反映出当时一些女性在面对权力胁迫时的无助与顾虑；三来，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后，引发了关于执法者自律、女性维权渠道以及社会观念更新的讨论。人们意识到，权力如果缺乏监督，会放大个人的恶念，而受害者能否及时得到保护与正义，取决于制度的响应速度和全社会的态度。 从因果链条看，周荣鹤的第一次侵犯因蒋梅英的隐忍未被追究，让他误以为可以逃脱惩罚，这助长了他的执念和再犯的勇气；而九年后的再次作案，则因蒋梅英打破沉默、借助法律维权，才最终让他受到制裁。这中间的转折说明，受害者的勇气和制度的执行力缺一不可。如果第一次事发后，蒋梅英能立即报警并得到有效处理，周荣鹤很可能不会再有机会作恶；而正是因为延迟了九年，才让恶行延续并升级。 这个案子也折射出那个年代的一些现实：女性在面对侵害时，往往受制于“名声”“面子”和社会对权力者的畏惧，不敢第一时间发声；执法者若缺乏职业操守，更容易利用身份便利侵害普通群众。但它的结局同样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法律不会永远放过知法犯法的恶行，只要受害者敢于站出来，社会的支持与司法的介入就能形成遏制犯罪的闭环。 蒋梅英的遭遇和她最终的勇敢报案，让这个案例成为“严打”时期维护妇女权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提醒我们，权力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而每个人的尊严，不论年龄与身份，都该被法律和道德牢牢护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