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3岁的郁达夫去青楼，想要发泄一晚，他对老板说：“给我找一个年纪大，长得丑，没人要的姑娘来!“不曾想，这句话最终成就了他。 1921年的秋天，安庆城的风里都透着一股子萧瑟劲儿。这一年，25岁的郁达夫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久，满肚子的墨水，也满肚子的苦水。 他在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谋了个教职，日子过得不算差，可心里头那个闷啊，就像是被一块大石头死死压着。 那时候的国家，乱得像一锅粥，军阀混战，百姓遭殃，郁达夫看着这一切，觉得自己就像个多余的人，是个彻头彻尾的“零余者”。 为了排解这种钻心的苦闷，郁达夫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安庆的烟花柳巷。这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看在钱的份上，老板虽然心里嘀咕，还是领来了一个叫海棠的女人。 这海棠看着得有二十八九岁了，在那个行当里，这岁数绝对算是“老帮菜”。长相嘛，更是一言难尽，一脸的木讷，眼神里早就没了光彩，透着一股子死气沉沉。 要换了旁人，估计转身就走了，可郁达夫没走，他不仅没走，还让人家坐下，这一坐，就是大半宿。 这一晚，郁达就干了一件事：听。他听海棠讲她的命。海棠也不是天生就干这个的，她原本也是良家女子，可世道不给人活路啊。 土匪进村，杀人不眨眼，她一家老小全被灭了门，她自己也被卖到了这个见不得人的地方。海棠讲这些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是讲别人的事，可郁达夫听着听着，心里那道防线就崩了。 看着眼前这个苦命的女人，郁达夫突然觉得，自己平日里那些所谓的“苦闷”，那些因为失恋、因为怀才不遇发出的哀嚎，简直太矫情了。 海棠身上的伤疤，不是她一个人的，那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流血。一个弱女子，被土匪欺负，被命运践踏，这不就是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吗？谁都能上来踩一脚，谁都能上来咬一口。 郁达夫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塞给了海棠。这些钱，足够海棠给自己赎身了。但他没有带走海棠，也没有留下什么承诺，只是一个人走进了茫茫夜色里。 这次看似荒诞的“青楼之行”，成了郁达夫人生里的一个急转弯。回去之后，郁达夫提笔就写下了小说《茫茫夜》。 书里的主人公于质夫，那就是他自己的影子，而那个让人心疼的妓女，原型就是海棠。这篇小说一出来，震动了文坛。 以前郁达夫写东西，多半是写个人的私密情感，写那种“性的苦闷”，大家觉得他大胆、露骨。可从这以后，他的笔锋变了，变得沉重了，变得犀利了。 他不再只盯着自己那点小情绪，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投向了那些在底层挣扎的苦命人。郁达夫常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话一点不假。 安庆的那一晚，让他从一个顾影自怜的文人，变成了一个真正关注苍生的作家。他的“A城系列小说”由此诞生，他开始用笔做刀，去解剖这个病态的社会，去唤醒那些麻木的灵魂。 你以为这就是郁达夫的全部面孔了吗？大错特错。就像那些贪官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一样，郁达夫也有他的“两副面孔”，只不过他的这两副面孔，一副是文弱书生，另一副却是铁骨铮铮的斗士。 时间一晃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那个曾经在青楼里感叹身世的郁达夫，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1938年，他抛家舍业，南下新加坡，接手了《星洲日报》。 他开始写檄文，用文字号召海外华侨抗日救国。1942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被迫流亡到了印尼的苏门答腊。为了保命，更为了继续抗日，他化名“赵廉”，蓄起了胡子，开了一家酒厂。 谁能想到，这个整天和日本人推杯换盏、点头哈腰的酒厂老板，竟然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抗日作家郁达夫？ 郁达夫利用自己精通日语的优势，被迫给日军当翻译。这活儿，搞不好就是汉奸的骂名，可郁达夫不在乎。他利用这个身份，暗地里救下了无数的抗日人士和当地华侨。 每一次翻译，他都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救一个是一个。那时候的郁达夫，心里恐怕比谁都苦。他得对着仇人笑，得忍受同胞的误解，还得时刻提防着身份暴露。 可他硬是咬着牙挺过来了。只可惜，好人往往不长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全中国都在欢庆胜利。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郁达夫失踪了。8月29日那天晚上，几个日本人闯进他家，把他带走了，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直到后来人们才查清楚，就在日本投降后的两个礼拜，1945年9月17日，丧心病狂的日本宪兵，在苏门答腊的荒野里，秘密杀害了郁达夫。 那一年，他才49岁。一代文豪，死在了黎明到来前的最后一刻。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这个称号，他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