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周总理在大会堂接见外宾时，一颗子弹突然射进了大会堂。总理十分恼怒，下令一两天内必须破案，而当凶手被抓获后，在场人无不表示震惊。 1966年2月，在人民大会堂内，一场极为隆重的外事活动正进行，然而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异响撕裂——大会堂北侧的玻璃窗在一瞬间被击穿。 虽然现场负责安保的人员以雷霆之势迅速介入，护送重要人物撤离，但在场的每一个人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敌特分子的暗杀？还是有预谋的政治破坏？公安部门火速成立的专案组接手了这个烫手山芋，尤其是当一位清洁工在山东厅擦拭窗户时，发现了更为惊心的细节——在二楼的一扇双层玻璃中间，赫然卡着一枚已经变形的弹头。 案件的侦破压力全压在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的肩上，起初，惯性思维让侦查方向对准了“破坏活动”，专案组把案发前后经过大会堂周边的千余辆汽车、行人都翻了个底朝天，却如同在大海里捞针，毫无所获。 那些惊慌失措的目击者提供的线索更是五花八门，不但没帮上忙，反而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弹道专家陈建华没有被现场的混乱带偏节奏，他死死盯着那片碎裂的玻璃，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从裂纹的放射形态看，这不是近距离射击，子弹来自远方。 科学最终给出了答案，根据计算，子弹的发射点距离大会堂山东厅窗户约427米，顺着这条无形的弹道线延伸出去，目标被精准锁定在了南长街南口的居民区——尤其是那个名叫44号院的地方，这里并非寻常百姓家，而是体委的干部宿舍。 调查人员敲开了开国上将、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李达的家门，并在其家中搜出了一支捷克造的小口径运动步枪。 经过比对，这正是“肇事”元凶，而扣动扳机的，并非什么凶神恶煞的杀手，而是李达年仅16岁的儿子李迪民。 原来，案发当天，这个少年放学回家闲来无事，竟把父亲配发的运动步枪拿出来玩耍，他爬上自家房顶，瞄准了树上的麻雀，第一枪中了，少年心性大起又开了第二枪。 这一次子弹射偏，飞越了层层屋脊，鬼使神差地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撞上了四百米外那扇关乎国家体面的窗户，直到警察找上门，这位“神枪手”都没意识到自己那贪玩的一枪究竟闯了多大的祸。 这起乌龙事件被汇报到周总理面前时，总理陷入了沉思，一方面，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和并未造成实质伤害的意外；另一方面，却是管理制度上触目惊心的漏洞。 那个年代，受国际冷战局势和“全民皆兵”备战思想的影响，民间枪支管理相对宽松，1951年的《枪支管理暂行办法》甚至允许个人报备后持有猎枪，李迪民作为将门之后，接触枪支更是家常便饭，却因为缺乏敬畏教育，把凶器当成了玩具。 周总理并没有让这个少年承担刑事责任，而是指示低调处理，由家长领回严加管教，这一决定既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未来，也体现了执法的温度。 但他没有轻轻放过此事背后的隐患，他愤怒地提到了清朝“八旗子弟”因贪图安逸、荒废武艺终致国衰的教训，不仅痛斥了高干家庭对子女管教的疏忽，更敏锐地指出：社会层面的枪支散漫管理，才是真正的定时炸弹。 主要信源：（新浪新闻中心——揭秘 1966年人民大会堂遭枪击内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