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长沙城，102师师长柏辉章快急疯了。对面是4万多日军精锐，自己手里不到1万人，想向上级要点援兵，结果被一口回绝。 他抓起电话，冲着手下团长吼：“敌人冲上来就肉搏，谁敢退一步，自己提头来见！”柏辉章这句怒吼里藏着多少无奈与决绝。 他率领的102师，是地地道道的黔军部队，士兵大多来自贵州山区，出川抗战时连像样的武器都凑不齐，步枪是晚清造的老套筒，子弹每人只配三五十发，被友军私下称作“草鞋部队”。 可就是这样一支部队，从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转战江苏、安徽、江西，打了三年硬仗，伤亡过半却始终没丢过黔军的脸面。 上级拒绝援兵并非刻意刁难。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正酣，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集中4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兵分三路直扑长沙，意图一举打通粤汉线。 整个第九战区的兵力都被拉到了新墙河、汨罗江主防线，柏辉章的102师被部署在长沙东侧的永安镇、春华山一带，任务是阻击日军迂回部队，掩护主力侧后安全——这个位置看似次要，却是日军合围长沙的关键节点，一旦失守，前线主力将腹背受敌。 柏辉章太清楚其中的利害。他在电话里吼完，立刻披起沾满尘土的军装，带着参谋直奔前沿阵地。阵地上，士兵们正用铁锹挖战壕，不少人脚上还穿着草鞋，冻得通红的脚上裂着血口子。 看到师长过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兵攥着老套筒站起来，声音发颤却坚定：“师长，俺们贵州人没孬种，拼了这条命也不让鬼子过去！” 柏辉章喉头一紧，他想起出发前，乡亲们塞给士兵们的糯米粑，想起自己在贵阳誓师时说的“守土有责，战死方休”，转身对身边参谋说：“把我的警卫排调上去，补充到一线连队。” 战斗在第二天拂晓打响。日军凭借飞机大炮的掩护，向102师阵地发起轮番冲锋，炮弹把阵地炸得焦黑，泥土里混着碎弹片和鲜血。 102师的士兵们趴在战壕里，等日军冲到跟前才扣动扳机，子弹打光了就抄起背上的大刀，有的士兵甚至抱着炸药包冲进日军集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三团团长陈蕴瑜在指挥战斗时，被日军炮弹击中，牺牲时手里还攥着染血的指挥旗，临终前只留下一句“守住阵地”。 没人抱怨援兵不到。士兵们都知道，师长比谁都急，他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眼睛布满血丝，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却依然在阵地上来回奔走，哪里战况危急就往哪里冲。 有参谋劝他后撤到二线指挥，他猛地一摆手：“士兵们都在前面拼命，我这个师长躲在后面算什么？”就这样，不到1万人的102师，硬生生在日军精锐的攻势下坚守了四天四夜。 很多人后来质疑，以卵击石的抵抗是否有意义？其实不然。102师的顽强阻击，成功拖延了日军迂回的步伐，为第九战区主力调整部署争取了宝贵时间。 当时整个长沙战场都处于胶着状态，每个阵地都是生死线，上级不是不想派兵，而是实在无兵可派——其他部队要么在主防线与日军死磕，要么被日军牵制无法机动。 柏辉章的“死命令”，看似鲁莽，实则是看透了战局的必然选择，退一步就是长沙城破，退一步就是无数百姓遭殃。 柏辉章本人，原本是贵州军阀出身，抗战爆发前手握实权，可他主动请缨率部出黔，把家产全部变卖充作军饷。有人说他是为了名利，可从淞沪会战到长沙会战，他的部队从最初的满编万人打到只剩三千多人，自己的亲弟弟也在战斗中牺牲，他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在那个军阀割据的年代，他用实际行动证明，民族危亡面前，个人恩怨、派系纷争都得靠边站。 四天后，日军攻势渐缓，第九战区主力发起全线反击，102师才得以撤出阵地。清点人数时，活着的士兵不足四千，每个连队都只剩下二三十人，可他们守住了阵地，没让日军前进一步。 柏辉章站在残破的阵地上，看着牺牲士兵的遗体，泪水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这些年轻的生命，有的还没来得及给家里寄一封平安信，就永远留在了长沙的土地上。 这场看似实力悬殊的阻击，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102师的士兵们，用最简陋的武器、最顽强的意志，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 柏辉章的怒吼，不是军阀的霸道，而是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决心；士兵们的牺牲，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民族危亡之际最壮烈的担当。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正是无数像102师这样的部队，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外侮的长城。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