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除夕，在郴州幽禁的张学良无聊之余和看管他的十几个特务在饭厅里玩推牌九。结果这晚，特务们都赢了，最多的赢了100多元。张学良连续坐庄输了将近一千元，不过虽然输了钱，但张学良那晚精神特别愉快，一直玩到深夜一点钟，才摆手对特务们说：“算了!我也没有现款了，搞不赢你们。” 1949年，那是个什么年份？天翻地覆。北平和平解放，蒋家王朝眼看就要崩盘。这时候被关在台湾的张学良，心里明镜儿似的。 笔者前阵子在纽约哥大珍本书库翻到了张学良那一时期的日记。你要是以为他的日记里写满了对自由的渴望或者对老蒋的怨恨，那你又错了。那本日记，绝大部分是空白的。 在特务眼皮子底下写日记，张学良精明得很，他才不会把把柄落在纸上。通常也就是记记天气，那是晴是雨，气温多少。 但在那些看似枯燥的流水账里，藏着惊雷。 就在1949年1月，日记里突然有了动静。那一阵子，老蒋刚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上台，为了这就所谓的“新气象”，李宗仁想打一张牌——释放张学良。这对张学良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张学良是怎么知道的？收音机。 据说是宋美龄特批给他的，虽然蒋介石气得半死，但也不好驳夫人的面子。再加上他还订了报纸，《申报》、《华商报》他都能看。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被关在深山老林里的人，每天守着收音机和报纸，听着外面那个他曾经叱咤风云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他在日记里写得特别隐晦：“刘乙光由台北来……见报载蒋总统于廿一日隐退去奉化。” 这几个字看着平淡，其实张学良当时的心跳估计都快蹦出来了。紧接着没几天，特务头子刘乙光告诉他：“大体已定，只等飞机。” 这是他这辈子距离自由最近的一次，手指尖都碰到门把手了。 结果呢？一场空。 这就不得不提那场著名的“踢皮球”大戏。李宗仁下了命令要放人，负责关押张学良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却是个“人精”。陈诚心里清楚，张学良是蒋介石的“私囚”，李宗仁算老几？但他也不敢明着抗命，就给在奉化老家的蒋介石拍了封密电。 老蒋的回复那叫一个绝：“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理都别理他，就说不知道张学良关哪儿了。 就这样，张学良的自由梦，在起飞的前一刻被硬生生按回了地面。 日记里，张学良的情绪一下子跌到了谷底。前一天还在写“只等飞机”，后一天就变成了“告说释放又起变化……即迁移”。接着就是深夜三点的紧急转移，一路颠簸到了高雄要塞。 这之后的日子，就更难熬了。 张学良在台湾被关押的地方，大多是深山老林。比如那个叫“井上温泉”的地方，听着像个度假胜地，实际上是个四面环山的“笼子”。只有一座铁桥通向外界，往下看是四五十丈的深渊。要是换个心理素质差点的，不用特务动手，自己早就在这孤寂里疯了。 说到这，就得说说那个看管了他十几年的特务头子刘乙光。 张学良管他叫“老刘”。这两人之间的关系，那真是哪怕写成剧本都嫌狗血。你说他们是仇人吧，朝夕相处了几十年；你说他们是朋友吧，刘乙光可是随时准备执行命令干掉张学良的人。 有些生活细节，听着既好笑又心酸。刘乙光一家子和张学良住得近，刘的老婆精神不太好，经常指桑骂槐，骂自己孩子其实是在骂赵四小姐。最过分的是，亲友给张学良寄的糖果礼物，刘乙光都要雁过拔毛，两盒扣下一盒。 曾经挥金如土、输了一千块钱都面不改色的少帅，竟然要受这种窝囊气。有一次张学良实在忍不住吐槽刘乙光，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那一刻，他不是什么大将军，就是个受了委屈的普通老头。 但张学良毕竟是张学良。他有一种骨子里的“好汉”性格，能忍人所不能忍。 这就得聊聊他和蒋介石之间那几场无声的“心理战”。 抗战胜利了，张学良忍痛把自己在欧洲买的一块珍贵的欧米茄金表送给了蒋介石。这寓意多明显：时间到了，该结束了。 老蒋怎么回的？他让戴笠带回了一本1936年的年历，还有一双绣花鞋。 这回礼简直太毒了。1936年，那是西安事变的年份，意思是这笔账我永远记得；绣花鞋，意思是你就老老实实当个大门不出二门迈的“闺中小姐”吧。 张学良这半辈子，就在这种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度过。他研究明史，觉得现在的局势像极了明末，内忧外患。他看书，钓鱼，打球，甚至种菜，用尽一切办法来填满那些空白的时间。 他曾对人说过一句话：“我就是共产党！” 这话听着吓人，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意气用事。他当年主张抗日，觉得共产党有信仰、有骨气，这跟他那个“东北爷们”的价值观对上号了。但他这一生，到底还是被困在了国民党的政治漩涡里，成了那个最大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