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病危，病床前却空无一人，六个子女均未到场。 弥留之际，他望着床头柜上那张泛黄的钱塘江大桥通车照，浑浊的眼睛里滚下两行泪，断断续续呢喃："报应啊，这都是我的报应。 " 这位曾让中国桥梁技术迈入世界先列的老人，此刻盖着薄薄的被子，手腕上针眼密布。 窗外的梧桐叶被秋风卷着打旋，就像他这辈子拧巴的日子一边是钢铁大桥横跨天堑的荣光，一边是家庭关系早已断裂的冰冷。 1934年接手钱塘江大桥时，他带着工程师们在江滩搭草棚，白天和钢筋水泥打交道，晚上趴在油灯下算数据，硬是在日军炮火逼近前，让这座"争气桥"站了起来。 那时他总说："桥梁的每个螺栓都得拧实，差一丝就可能塌。 " 可家里的"螺栓"，他却渐渐松了手。 1935年在杭州施工，他遇见了二十岁的文书权桂兰。 起初只是工作往来，后来竟发展到"工作日住工程处，周末才回南京看妻儿"。 妻子戴传惠是个识大体的女性，独自带着六个孩子在南京撑着家，直到1943年寒假，长女茅于美在父亲公文包里发现两张电费单一张是南京家里的，一张是杭州某公寓的。 那夜，戴传惠把自己关在房里，灯亮到天明。 1957年春天，戴传惠咳着血躺在床上，拉着小女儿茅于冬的手说："你爸造桥是把好手，可人心这东西，他不会修。 "没过多久，这位撑了半辈子的女人就走了。 葬礼上，六个子女齐刷刷站在灵前，没看茅以升一眼。 第二年清明，他收到一封联名信，上面只有一句话："生养之恩已报，此后桥归桥路归路。 "字是打印的，却像六个冰冷的钉子，钉死了他和这个家的联系。 往后的日子，他照样在工程界发光，主持设计武汉长江大桥的部分结构，还培养了一批桥梁人才。 可回到空荡荡的家，桌上总摆着两份碗筷一份是戴传惠的，一份是权桂兰的。 后来权桂兰也走了，带着他们的孩子去了上海，临走前说："你心里只有桥，我们都是桥桩下的土。 "1980年他患上帕金森，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有次邻居看见他对着钱塘江大桥的照片发呆，嘴里反复念："要是桥会说话，该骂我吧。 " 1989年11月的那个清晨，小女儿茅于冬终于来了，手里拿着个信封，里面是其他子女签名的《谅解备忘录》。 老人浑浊的眼睛亮了亮，颤抖着手去接笔，笔尖在纸上划了好几道弯才签下名字。 两小时后，他闭了眼，床头柜上的大桥照片还摊开着，边角被摸得发毛。 我觉得，茅以升这辈子像座两头沉的桥，一头载着国家工程的重量，一头本应载着家庭的温暖，可他光顾着给那头加固，忘了这头的桥墩早已被情感的洪水掏空。 如今钱塘江大桥还站在那里，车来车往，只是再也等不到那个算错了人生平衡方程的设计师。 他长孙后来在采访里说："祖父的图纸精确到毫米，却没算明白，家才是人生最该稳当的桥。 "这话，或许就是对那个在病床上流泪老人，最实在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