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63岁的陈独秀于四川病逝后，给34岁的妻子留下遗嘱：“我死之后，你可自主改嫁，但有一事你要牢记在心。那就是不可用我名义去卖钱，教育部寄来的钱也不能动用，生活务求自立。” 潘兰珍捏着这张泛黄的纸，指尖在“改嫁”两个字上顿了顿，又滑向“不可卖钱”。 窗外江津的雨正敲着青瓦，她想起十年前在上海石库门第一次见他的样子，那时他胡子拉碴，却总在她下工晚归时，留一盏煤油灯。 1930年的上海，公共租界与华界交界的熙华德路石库门里，藏着太多流亡者。 陈独秀刚躲过国民党的三万大洋悬赏，而潘兰珍刚从纱厂辞工那个工头摸她手时，她把滚烫的烙铁按在了对方胳膊上。 她租的阁楼就在他楼下，夜里总能听见楼上翻书的沙沙声。 后来他说，“你煮的粥比书局的墨香还提神”，她才发现这个总穿长衫的男人，连生炉子都不会。 1932年深秋，巡捕房的警笛声划破弄堂。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登在《申报》头版时，潘兰珍正把晒干的棉衣收进木箱。 她没哭，揣着攒下的二十块银元就往南京赶。 从上海北站到南京下关，火车摇了11个小时，换乘两次，到老虎桥监狱时，鞋帮都磨穿了。 监狱的人说“政治犯家属不许探视”，她就蹲在墙根守着，直到狱警把陈独秀写的“急需棉鞋”的纸条递出来。 那五年牢狱，成了他们最安稳的时光。 陈独秀在单独牢房里写《老子考略》，每天两小时放风时，总能看见铁门外潘兰珍的蓝布衫。 她把腌菜、毛笔裹在棉袄里递进去，自己却常啃干馒头。 1937年夏天，蔡元培他们联名保释的消息传来，陈独秀出狱当天，对着围上来的记者只说了一句“潘兰珍是我妻子”。 《大公报》隔天就登了这句话，配着她提着包袱站在他身后的照片，她的布鞋上还沾着南京的泥。 搬到江津石墙院那年，房子只有86平方米，五间房挤着他们和收养的潘凤仙。 陈独秀的书法润格登在《江津日报》上，求字的人来了，他就铺开毛边纸，写“行无愧怍心常坦”。 潘兰珍把金戒指当了4张当票，换米下锅，却不许他多写“字是骨头，卖多了就贱了”。 后来教育部寄来稿费，她锁进木箱，说“这是你的笔墨钱，要留着出书”。 我觉得这份在清贫里守住的体面，比任何荣华都珍贵。 陈独秀病重时，躺在硬板床上还念叨书稿，潘兰珍就把他写的《小学识字教本》初稿藏在枕头下。 他走那天，她把遗嘱叠成方块塞进贴身的荷包，转身就去了江津花边厂。 工厂名册上“潘兰珍”三个字旁边，编号是37，工种刺绣。 如今江津博物馆还藏着她当年的4张当票，金戒指的印痕留在泛黄的纸上。 花边厂的老工人记得，那个总穿蓝布衫的女人，手指上全是针眼，却总在午休时对着北方发呆。 她到死都没动过木箱里的稿费，就像当年没拿过他任何“名人”的好处。 遗嘱里那句“生活务求自立”，她用一辈子的针线，绣成了最实在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