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瞒着妻子，偷偷把一管不明液体，灌进不满周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对他笑，他却流着泪对儿子说：“是爸爸对不起你，但这都是为了亿万婴儿的生命啊！ 1955年那是一段笼罩在阴影下的岁月，一种名为“脊髓灰质炎”的怪病突然在江苏南通露头，像是幽灵一样迅速把恐惧洒向了青岛、上海乃至全国，哪怕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幼童也可能在家中被感染，仅仅在南通，就有1680人一夜之间面临瘫痪。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从无到有的路从来不是坦途，顾方舟临危受命，但他要对抗的对手狡猾至极，直到1957年，他才利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并在随后的1958年从患者粪便中成功定型了病毒样本，这才算是彻底摸清了敌人的底细。 方向既然定下了“活疫苗”这条路，为了搞研究，他索性把整个家当都搬到了云南昆明，那个年代的条件苦得超出想象，团队刚到那里时，连个像样的落脚点都没有，可以说是从荒地上一点点建起的实验室。 即便如此，科学研究靠的不仅仅是毅力，还有成千上万次的试错，整整两年时间，为了攻克难关，顾方舟和团队没日没夜地泡在数据里，光是给227只猴子做实验，他们就切了整整4500张病理切片，这是什么概念。 那每一张切片背后都是令人窒息的等待和高强度的工作密度，当结果显示疫苗在猴子身上生效时，整个实验室的人都激动得抱头痛哭，眼泪还没干，一个更沉重的问题又摆在了台面上：猴子毕竟不是人，动物身上没问题，用到人身上呢。 副作用会不会致残，谁来当这第一个“小白鼠”顾方舟没多废话，在这个关头，他做出了第一个惊人的举动，自己喝，他拿起刚研制出的液体疫苗，还没等同事反应过来，就仰头倒进了嘴里，淡定地让人记录他的反应。 接下来的一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好在他赌赢了，身体各项指标平稳，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因为脊灰病毒主要攻击的是婴幼儿，成年人的耐受性并不代表孩子的安全性，疫苗要想真正推向社会，必须在婴儿身上验证。 这简直是一道无解的伦理题，去哪里找不知情的父母要孩子来做这种可能致残的实验，无论找谁，似乎都过不了良心那道坎，顾方舟看着实验室里那一瓶瓶不明液体，眉头锁成了死结，最终，他的目光落向了自己的家，落到了那个还不满周岁的亲生儿子身上。 那是个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周日早晨，妻子照例出门买菜，嘱咐丈夫看好孩子，当时还不满一岁的小家伙正躺在床上，睡得安稳，顾方舟走过去，因为动静，孩子醒了，睁眼看见是爸爸，便开心地咯咯直笑，孩子哪里知道，此刻父亲口袋里正揣着一管可能改变他一生的试剂。 这大概是顾方舟这辈子最漫长的几分钟，一边是亿万面临瘫痪风险的中国儿童，一边是自己亲生的骨肉，一旦失败，儿子面临的就是终身瘫痪，那种撕裂感几乎要将他吞噬，他颤抖着把孩子抱在怀里，眼泪止不住地流。 嘴里不停的念叨着：“孩子啊，爸爸对不起你，为了大家，只能委屈你了”最终，他心一横，将那一管液体倒进了还在傻笑的儿子嘴里，妻子买菜回来时，看到的就是这令人心碎的一幕，那个空的试剂瓶就像一把刀，扎得人喘不过气。 当得知丈夫竟然拿亲生儿子“试药”时，身为母亲的她瞬间崩溃了，抱着孩子瘫坐在地上痛哭，满心都是对孩子的亏欠和对丈夫的埋怨，而一旁的顾方舟，除了紧紧抱住颤抖的妻子，在那一刻什么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只能守着这对母子，等着命运的审判。 在那之后的一周里，顾方舟简直像着了魔，他日夜不敢合眼，时刻盯着儿子的反应，任何一点体温波动或哭闹都让他心惊肉跳，那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严谨，更是一个父亲濒临崩溃的担忧。 或许是上天真的被这份赤诚感动了，随着时间推移，儿子不仅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反而依然活蹦乱跳，那熟悉的笑容重新回到了孩子脸上，那一刻，顾方舟才真正敢放声大哭，他知道，这道鬼门关，他们父子俩一起闯过来了。 既然带头人连亲生骨肉都豁出去了，实验室里的其他同事也纷纷含泪把药喂给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组成了中国疫苗史上最特殊的一支“敢死队”万幸的是，所有孩子都平安无事，实验宣布全面成功。 不过，顾方舟并没有止步于此，初期的疫苗是液体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只有大城市才有冷链运输的条件，偏远农村的孩子怎么办，他又带着团队死磕工艺，既然液体不好保存，那就做成固体；既然孩子怕吃药，那就做成糖。 1963年，那种能在4-8摄氏度下长期保存的“糖丸”疫苗终于问世了，就这样从1960年首批500万人份疫苗投产，到1965年开始向全国农村推广，那个曾经让人谈之色变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开始断崖式下跌。 信息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