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领导的三师，与粟裕领导的一师，在曹甸之战合作后，再也没有合作，这场战役两人出了什么事 一九四零年冬天，苏北的风刮在人脸上生疼。 曹甸一仗打完，粟裕和黄克诚在村口屋檐下碰了个面，谁都没多讲，只是互相看了一眼，苦笑一下，烟头一摁，转身就散了。账面上，歼敌八千，自家伤亡两千出头，不算输得没面子，可曹甸城还竖在那里，这话就说不圆。 一边是新四军苏北一师，摸透了这一片水网地形，黄桥刚刚收拾过韩德勤；一边是从华北南下的三师，由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和教导营合成八路军第五纵队。 刘少奇看准这两股硬杠子，把人撮到盐城，心里就一桩事，华中得有根硬梁，不能老看江南脸色。 新四军军部那时卡在江南，项英对北渡一直拖拖拉拉。 刘少奇在苏北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指挥部，把苏北、皖北、豫东这些部队都拢到陈毅手里。陈毅挂着副总指挥的头衔，又成了中原局委员，等于把这片地盘的指挥权抓在手里。 棋刚摆好，韩德勤就成了挡在中间的一块硬石头。 这个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被日军打得只剩两万来人，还拎着反共那一套。黄桥一挨打，他赶紧向重庆告急，催汤恩伯从河南压到苏北。刘少奇和陈毅看着地图发憷，认定再拖下去，苏北要被顽军和日伪夹着掐。 统一战线又压在头顶。中央最早回电，不许自家先开火，免得让人抓住话柄。 刘少奇不甘心，又托人发了一通更急的电报。 毛主席最后拍板，把话拧得很细：可以打，别打死，别把人赶出江苏，兴化县城别碰。军事上开了门，政治上又加了锁。曹甸镇在兴化东北，于是成了这次动作的落点。 盐城的作战会议摊开在一间小屋里，地图铺在桌上。 粟裕盯着地形，对苏北水网再熟不过，心里想着多准备几路火力，趁着部队士气正高，曹甸不是啃不动。 黄克诚开口直接，说了三条：部队刚从华北下来，立足未稳，地方上土顽、日伪、小股武装搅在一起，一旦主力扑空，后路就发空；中央反复强调“不许衅自我开”，韩德勤虽然闹人，还没真刀真枪打到阵地上来，一旦围着曹甸砸下去，重庆那头不好解释；曹甸一带河流纵横，城墙高、堡垒密，侦察时间短，仓促攻坚，很可能用命去填。 黄克诚在之前谈话里，对“总要解决韩德勤”是点过头的，此时一连串顾虑抛出来，听上去像变了脸。刘少奇和陈毅还是按原计划拍板，命令西线由第五纵队负责，东南两面由苏北一师啃，这仗算是硬定下来了。 战斗打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的夜里。第五纵队第一团从西北角摸过去，撞到炮楼跟前，拼命往上冲，把西北角打出一个缺口。 新四军一纵、二纵沿着壕沟往前扒，人踩着湿泥，枪口贴着地平线，寻找能钻进去的缝。 纸面上的“协同”到了战场上，就成了“合不合拍”。 西线刚冲进去，东南方向的近迫作业还在磨，火力压不住守军，韩德勤手下立刻从城里抽人回头堵西北角。等一纵在东小圩那片越沟突进，西线又因为连续伤亡大、弹药消耗快，只好先缩回来喘气。 三路人马都在拼，就是始终没打出那种一齐压上去的劲头。 数字最后摆出来，敌军伤亡八千，我军伤亡两千多，看上去是赢的。 可曹甸城还在，韩德勤照样坐在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上，刘少奇和陈毅心里清楚，这一仗没把苏北局面翻过去。 后面的笔墨更显冷淡。黄克诚在这之后，被撤掉第五纵队司令的职务，名义上是为了统一指挥，行里人都心知肚明，曹甸作战会议上那番针锋相对，也被算进账里。粟裕一边，在传记里只留下一句“指挥曹甸战役，歼敌八千余人”，不再展开。黄克诚的自述干脆绕开这仗，叶飞回忆里只写自家纵队怎么打。 两个人后来都披上大将军装，却只在曹甸城下短暂合作过一次。十大将本就分在不同系统，大多是各自山头里的顶梁柱，战区一隔，平时见面也就是开会点点头，真要在一个城门口同进同出，很难得。 性格脾气那根线也绕不开。 粟裕常被说成温和、不抢功，其实认准了的打法，不轻易改。陈毅在苏北让出指挥权，他敢接。黄克诚说话冲一点，见到政策和形势有风险，就直接提出来，不惯着。 两个人都不是愿意做“老好人”的那一型，都希望把仗打到心里那条线，真放在同一条战线上，各有想法，各有顾虑，磨合不顺也就顺理成章。 曹甸之后，用人的路子悄悄变了口味。 黄克诚留在苏北，当上军区军政一把手，盯着那一团乱麻，把根据地、部队、地方政权一点点理出来。 粟裕调往苏中，在熟悉的大江南北放开手脚，后来的几场硬仗，都在那块舞台上唱出来。 一师、三师从此各守一方，再没在同一座城下并肩排队，曹甸那夜的风声，也就压在老战士的记忆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