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新四军旅长刘飞打了一次胜仗，抓了几个日本俘虏，突然，他看俘虏中有一人很眼熟，便笑道：“山本幸雄？” 这个山本幸雄是个什么货色呢？ 典型的死硬派，脑子里塞满了军国主义那套“七生报国”的浆糊。他跟刘飞的梁子，最早可以追溯到著名的车桥战役。 1944年那会儿，粟裕指挥打了车桥战役，那可是华中地区反攻的“第一枪”。就在那场仗里，日军被打得哭爹喊娘，山本幸雄当时就在那个被包围的队伍里。看着大势已去，这哥们儿倒是挺“识时务”，把枪一扔投降了。 咱们新四军的政策大家都懂，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刘飞当时看他是个军官，还想着能不能教育教育，让他认清侵略战争的本质。好吃好喝供着，甚至还给他讲道理。 可这山本幸雄呢？表面上唯唯诺诺，心里却在骂娘。他觉得被俘虏是奇耻大辱，是运气不好，压根没觉得是日军战斗力不行。趁着看守不注意，这小子脚底抹油——溜了。 跑回去之后，山本幸雄的日子也不好过。在日本军队那种森严的等级制度里，当过俘虏的人，那就是“残次品”。同僚嘲笑他，上级白眼他，说他给天皇丢脸。这种羞辱感反而让他变态了，他发誓要找新四军报仇，要把丢掉的面子找回来。 结果，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是爱开玩笑。 时间来到1945年4月。这时候的日本鬼子，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但在苏中地区，日伪军还不死心，妄图通过增兵来封锁我们的根据地。 三垛河口，这是个关键地名。 当时的形势是，日伪军想从高邮往兴化那边调动，中间必须经过三垛河口。刘飞拿着地图看了半天，这地方地形狭长，河道纵横，简直就是个天然的“口袋阵”。 刘飞一拍桌子：就在这儿，给鬼子包顿饺子！ 4月28日，这一天连老天爷都似乎在帮咱们。刘飞带着苏中第一军分区的部队，早早就埋伏好了。这次他动用的可是真格的——52团、江都独立团、还有特务团，几千号人安安静静地趴在青纱帐和村庄里，就等着猎物上钩。 下午3点多，鬼子来了。 前面是伪军开路，中间是日军主力，后面还拖着几艘汽艇。这帮家伙也是大意了，大概是觉得新四军主力南下了，这地方没人敢动他们。 队伍行进到一半，突然停了。原来前面的桥断了，鬼子得搭浮桥。这一停，那就是要命的事儿。后续部队稀里哗啦全挤在了一起，整个队伍在公路上成了一字长蛇阵，而且是那种动弹不得的死蛇。 刘飞在指挥所里看得真切，手一挥：打！ 这一嗓子下去，三垛河两岸瞬间炸了锅。 这时候的日军，哪还有当年的威风？建制全乱了，当官的找不着兵，兵找不着枪。 这里头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负责“扎口袋”的是特务营，他们把西逃的路堵得死死的。剩下的鬼子被逼进了一个叫新庄的村子里，企图利用断壁残垣做最后的挣扎。 也就是在这个新庄，刘飞遇到了他的“老熟人”。 战斗打得非常惨烈，最后是白刃战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战士拖着湿漉漉的军装，跨过河沟，直接冲进村子跟鬼子拼刺刀。 到了黄昏时分，战斗基本结束。这一仗，那是斩获众多，光是日军就干掉了240多个，伪军抓了近千人。 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押着一队垂头丧气的俘虏过来了。刘飞正在那擦汗呢，眼角余光一扫，愣住了。 那个灰头土脸、眼神躲闪的军官，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刘飞走近两步，盯着那人的脸。那人想把头低下去，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刘飞笑了，那种带着胜利者自信和一丝戏谑的笑：“山本幸雄？” 是的，又是他。在车桥被抓过，跑了；这次在三垛河口，又落网了。 山本幸雄这时候的心态彻底崩了。什么武士道精神，什么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这一刻，在刘飞那轻描淡写的一句问候面前，碎了一地。 据说，这一次刘飞没打算再跟他废话。对于这种冥顽不灵、满手鲜血且毫无悔意的法西斯分子，单纯的说教已经失效了。 看着周围那些年轻的新四军战士，看着那些缴获的堆积如山的武器，山本幸雄明白，他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他所谓的“复仇”，不过是一个笑话。 在相关的史料记载中，关于山本的结局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再次被俘后极其羞愤，有的资料甚至提到这种极端的耻辱感让他最终选择了切腹——当然，在那个混乱的战场环境下，无论他是选择了自我了断，还是作为战犯接受审判，他的精神防线在刘飞喊出他名字的那一刻，就已经彻底坍塌了。 这次三垛河口伏击战，不仅是刘飞军事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更是整个抗日战争大反攻阶段的一个缩影。 它告诉我们一个硬道理：侵略者之所以会失败，不仅是因为他们是非正义的，更是因为他们在面对觉醒的中国人民武装时，在战术、士气、指挥上已经全面落后。 像山本幸雄这样的人，到死都没明白，打败他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刘飞”，而是一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军队。这支军队里有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有从上海投奔光明的学生，有在烈火中重生的红军骨干。 这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别说一个山本幸雄，就是十个、百个，也只有灰飞烟灭的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