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终生嗜好吃鱼，早年尤爱鲤鱼。抗战居住陕北杨家沟时，警卫常到河沟捕捉，贺龙专为其捎来几条大鲤鱼。后来，两度访苏，对方也想方设法找活鲤鱼做菜。 提到毛泽东，人们往往想到书和茶，很少把他和鱼放在一起。 偏偏他这一生，对鱼有点倔劲，爱吃，又不愿随便吃。 他喜欢的菜，身边人都清楚：辣椒，红烧肉，鲤鱼。 辣得眼睛直冒火也照样夹，红烧肉肥瘦一起入口，从不嫌油。鲤鱼上桌，筷子就勤快。 平常吃饭掉在桌上的米粒他都会顺手捡起来，早年在湖南读书时，还刻意吃冷饭、剩饭，甚至有点馊味的饭，拿苦日子当练功。 他自己不讲究，一走到鱼这一步，却开始在意起“活不活”“剩不剩”。 陕北杨家沟那阵子，日子真不宽裕。 窑洞外风卷黄土，桌上黑豆几乎天天都在。贺龙知道毛泽东爱吃鱼，托人从外边捎来几条鲤鱼，算是给老战友加一口荤腥。 鱼一到，警卫李银桥赶紧做了道辣子鱼，端上窑洞的小桌。 那天毛泽东一边翻文件一边吃饭，桌上就是黑豆和那盘鱼。 筷子一点一点剔着鱼肉，一面吃得干净，鱼骨露出来，另一面还保持着原样。 等到肚子差不多有了底，他放下筷子，站起来，说了一句：“银桥，把它吃掉。”李银桥一愣，下意识说留着晚上给主席再吃一顿。毛泽东头也不回，只丢下一句“我不吃剩鱼”，转身就走。 那半条鱼最后进了李银桥肚子。 很多年以后，他回忆起那顿饭，说那是这一辈子吃得最香的半条鱼。因为心里清楚，眼前这个人平时根本不在乎剩不剩，饭菜掉地上捡起来照吃不误，战场上粗粮野菜照样往下咽。 一句“我不吃剩鱼”，既是给自己立条规矩，更是明明白白地把最好的一块让给身边人。 穷学生日子不好过，他干脆给自己加难度，故意吃冷饭、隔夜菜，肚子闹腾也不皱眉。 后来上了战场，行军打仗，粮食紧张，只要能填饱肚子，什么都能吃下去。 一九四八年底，鱼还在，桌子换成了西柏坡。 那会儿苏方派米高扬秘密来访，住在后沟的一处院子里。白天在毛泽东房间里谈话，晚上聚在一张桌旁吃饭。苏联人带来罐头和酒，铁皮盒子叠在土炕边。 米高扬穿着体面，大衣合身，皮帽子压得很低。 对面坐着的是几位中央领导，身上都是棉军装，洗得发白，毛泽东那件上面还能看见补丁。西柏坡拿不出什么“高级菜”，能撑场面的，就是自家养的鸡，和漳滏河里捞上来的鱼。 厨师把鱼做成红烧和溜片，一盘盘端上桌。 酒一上来，差距就明显了。 苏联人一杯接一杯，汾酒倒进玻璃杯里，喝得跟喝凉水差不多。毛泽东沾酒脸色就红，周恩来说得上能喝，也不可能拿命去比。桌上气氛热闹，人却心里有数。 毛泽东招呼盛饭，把筷子往菜盘里引，把焦点从“谁能喝”挪到了“谁能吃”。正热闹的时候，米高扬举起叉子，在红烧鱼上方停了一下，问翻译，这鱼是不是新鲜的，是不是活鱼现杀。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才放心把鱼送进嘴里。毛泽东抬眼看了他一眼，没接话。 这一眼像是随手一记。对方可以开口确认自己吃的是活鱼，中国人端上的菜也值得这样被确认。等到第二年他出访莫斯科，这点细节就派上了用场。 一年之后，再见面已经换了地方，成了克里姆林宫。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中方带去的中餐厨师，出发前接到一条要求：毛泽东在苏联吃鱼，只能做活鱼，苏方送来若是死鱼，一概退回。 没多久，这句话就被用上。 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着人，送来几条处理好的鱼，看上去整齐规矩，却分明是死鱼。 厨师照章办事，当场推回，对方一下子有些慌，语言又对不上，只好赶紧找翻译。等翻译把前因后果解释清楚，上校忙着点头，保证立刻送来活鱼。 很快，新鱼从水里捞起，当场收拾好，这才被接收。 从那以后，克里姆林宫里的大人物们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看重新鲜，尤其钟意活鲤鱼。 看上去带几分挑剔，其实并不复杂。 陕北窑洞里，他愿意吃剩饭，愿意吃变味的冷饭，在战场上也可以就着粗粮咽下去，从不拿嘴巴做文章。对自己，他能忍，对警卫，他肯让。 到了一个大国的首都餐桌前，他要的那条活鱼，更像是一种态度：既然坐在一张桌上，就不用端出差等菜，也不需要用敷衍的礼节打发。 细看下来，鱼把不同场景串在了一起。 杨家沟那半条辣子鱼，是把苦日子里难得的好东西往身边人碗里推；西柏坡红烧鱼上的那一瞥，是记下对方如何看待“新鲜”；莫斯科那条被退回的死鱼，则像是一支悄悄写下的笔。吃得起苦，又不肯丢脸，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才显出一个更完整的毛泽东。 饭桌上的他，不在意盘子多丰盛，却在意这口鱼究竟该怎么吃，吃给谁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