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 年前后，30 岁左右的梁启超与王桂荃产生情感联结，因梁启超曾与谭嗣同共同创办 “一夫一妻世界会”，极力倡导一夫一妻制，无法给予她名分，只能仍以丫鬟身份相处，这句话像根刺，扎进了王桂荃心里。 这是一场跨越了半个世纪的 “寻亲”。1995 年，北京香山，一群早已鬓发斑白的老人聚在一起，在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合葬墓旁，郑重地种下了一棵白皮松。 其中包括建筑界的泰斗梁思成、中国第一代导弹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他们并不是在植树，而是在立碑 —— 为了那个生前连名字都被刻意隐去，死后甚至连把骨灰都没留下的女人。 那块树下的卧碑上，没敢刻 “梁夫人”，只隐晦地刻着一句 “后人见树，如见其人”。这个被寻找的灵魂，叫王桂荃，但在很长的时间轴里，她更习惯被叫做 “王来喜”，或者是那个永远矮半截的 “王姨”。 故事的底色，其实是残酷的。当年那位早已声名显赫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因在外高喊 “一夫一妻” 的文明公理，为保自身 “体面”，让她成为没有名分的透明人。 那个本名带有泥土气的四川姑娘 “来喜”，被改名为更文雅的 “桂荃”，但这并非是接纳的开始，而是她作为正室李蕙仙陪嫁丫鬟，在这个庞大家族中充当 “影子” 宿命的开端。 在这个充斥着新旧思想冲撞的家庭里，她活成了一种极为矛盾的存在。对外，她连个 “妾” 的名分都捞不着，是必须被遮掩的旧式道德瑕疵。 对内，她却是那个真正维系运转的齿轮。流亡日本的那几年，也是这位并不识字的女性，硬是磨练出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能在复杂的时局下替丈夫分辨信件中的密探，也能为了几文钱的家用跟日本房东费尽口舌。 真正让这种矛盾达到顶点的，是一次关于生死的抉择。那是白喉病肆虐的时候，正妻所生的女儿梁思庄与王桂荃自己不到 10 岁的亲生女儿同时倒下。 她全力护理所有患病的孩子，日夜守在梁思庄床前，最终思庄活了下来，而她的亲生女儿却因病情和体质原因病逝。 据说那个晚上，这位刚刚失去女儿的母亲躲进了卫生间，流了很多眼泪，用哗哗的水流声，硬生生盖住了自己撕心裂肺的哭嚎。 她很清楚，要在这个家里生存，要报答当年李蕙仙将她从人贩子手中救下的恩情，她不仅要献出劳动，甚至要献出作为母亲的本能。 1929 年，命运的巨石崩塌。梁启超骤然离世，当时李蕙仙也已早走一步，留给 43 岁王桂荃的，是九个还没完全长成的孩子，以及一座摇摇欲坠的空楼。 家里的顶梁柱断了，原本该 “树倒猢狲散” 的剧本，却被这个只会做粗活的小脚女人硬生生改写。 她没有像旁人猜测的那样拿着积蓄改嫁或逃离，而是转身处理掉了天津那栋满载回忆的小洋楼，变卖细软，甚至放下面子向丈夫的旧友举债。 为了省钱供孩子们读书，她带着一家老小挤进破旧的陋室，曾经伺候人的手，在刺鼻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衣衫，在冰冷的水池里搓洗一家人的前途。 在教育这件大事上，这位没什么文化的 “王姨”，有着一种近乎原始的生猛智慧。 梁思成小时候调皮，考砸了书，暴躁的李蕙仙拿着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要打人，是王桂荃一次次扑上去，把孩子护在怀里，任由那些狠厉的鞭笞落在自己瘦弱的背上。 但事后，她会拉着思成的手，说出那句成了梁家精神图腾的糙话：“成龙上天，成蛇钻草，看你们哪样好？不怕你笨，就怕你懒”。 这种近乎偏执的托举，在 1941 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把家里最小的儿子、后来成为中国导弹事业奠基人的梁思礼送去美国深造，她变卖了家中仅剩的一点值钱家当，甚至不惜四处借贷凑齐路费。 在天津寒风凛冽的码头上，她前来送别儿子，看着轮船的烟囱远去。不过梁思礼学成归国时，也曾在天津码头见到了白发苍苍的母亲，并非此生诀别。 她一生都在拼命想把孩子们送进 “龙门”，却把自己留在了风雨飘摇的 “草丛” 里。晚年的结局，凄凉得让人不敢细读。 1968 年，时代的洪流没有放过这个早已风烛残年的老人。80 多岁的她，仅仅因为是 “梁启超的老婆”，就被赶出家门，安置在简陋的小屋里，每天的任务是拿着扫帚清扫大街，当时她已身患肠癌晚期。 曾经把那个大家族打理得井井有条的手，此刻连一块想吃的叉烧肉都难以如愿。 直到几十年后，时过境迁，当那些成了大科学家的子女们终于能回来寻找那个心底最亲的 “娘” 时，那片乱葬岗早已被夷为平地。别说尸骨，连一捧混着她气息的泥土都无处可寻。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没有坟墓，没有骨灰，只有那棵扎根在北京香山的白皮松，替她受着孩子们的跪拜。 信息源：《梁启超二夫人：爱得卑微却高贵》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