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计划生育，一家只准生一个，陈云：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1979年6月，陈云在上海考察宝钢时，跟当地负责人聊起计划生育，一开口就掷地有声：“控制人口得下狠手，准备被人骂断子绝孙，但不这么干，以后真要出大问题。” 这句话不是随口说说，而是当年中国人口政策要“急转弯”的信号——从之前的“最多生两个”，要往“一家只准生一个”的方向走了。那时候的中国，正想撸起袖子搞建设，结果被“人多”这个难题绊了个趔趄。9亿多人的盘子，每年还得新增1500多万人，就像家里做饭，锅就那么大，吃饭的人一个劲加，粮食、房子、上学、看病哪哪都挤。其实当年年初，全国计生办主任会议就放出风来，说“最好生一个，最多两个”，《人民日报》也悄悄改了口，不再说“一儿一女一枝花”，转而表扬只生一胎的妇女。但谁都明白，把“最多两个”改成“只准一个”。陈云敢说这话、敢拍板，可不是头脑一热。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清楚国情有多复杂，也疼老百姓的难处。早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人口就开始“猛涨”，但当时国家忙着收拾烂摊子，对人口问题没摸准脉，甚至还不让随便节育。可老百姓的苦是真的——家里孩子多了养不起，不少妇女为了少生，居然把身体都折腾坏了。两年后，邓颖超把机关干部想节育的需求反映给邓小平，得到的回复干脆利落：“避孕这事儿，必要又有益。” 刘少奇也在1954年的座谈会上明说：“党支持节育。”1953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更是给决策层泼了盆冷水——大陆人口居然有5.8亿，比新中国成立时估的多了1亿，养活这么多人的压力一下子就显出来了。周恩来在1956年谈“二五”计划时，特意提到要“适当少生点”，保护好妇女儿童，让民族能健康发展。到了1957年，邓小平更实在，把节育上升到“让老百姓长远过好日子”的高度，说要拿出1000万元的橡胶，免费给全国人供避孕套，还得把中西医的高手都请来做指导。也就在这时候，邵力子、马寅初这些知识分子开始站出来呼吁少生。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直言不讳：“人口太多是致命伤！” 还预测15年后人口能到8亿，50年后能飙到15亿。这话没白说，毛泽东当场回应，说人口计划生产可以研究试试。之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出版，关于节育的讨论直接热了起来。从1949年底到1970年底，全国人口从5.4亿涨到8.3亿，涨了一半还多，每年平均都得新增24.7‰的人。到1978年，情况更糟了：中国GDP总量在世界排第15，可人均GDP直接掉到世界倒数第二；人均粮食不够吃，人均住房就3.6平方米，比刚建国时还挤，全国还有2.5亿人饿着肚子。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里说得明白，中国就是“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李先念更直接，说物质生产的这点增长，全被多出来的人口稀释了，国家没法积累，建设搞不快，老百姓的日子也没法改善。就是在这种难局里，重新管财经工作的陈云，把人口问题当成了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1979年3月，国务院重新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一上任就点出关键：“咱们九亿多人里，八成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人要饭。人口多，想提高生活水平难；搞现代化要不了那么多人，就业又成了难题，咱们只能在这矛盾里搞四化。” 5月的一次谈话里，他更明确：人口多的优点要发挥，但增长必须控制。这次在上海考察，他干脆拿出了五条具体办法：先造三五年舆论让大家有心理准备，再立法明确“只准生一个”，把避孕药品搞到位、送上门，对独生子女好点给优待，最后搞社会保险，解决老百姓“养儿防老”的顾虑。这五条办法，条条都戳在点子上，看得出来是琢磨透了。陈云这么深思熟虑，说到底是心里装着“大仁政”——宁愿自己背骂名，也要为国家和后代铺路。他当然知道，“只生一个”会戳中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阻力肯定小不了，挨骂是难免的，但他更清楚，不这么干，以后民族的日子更难过。1980年3月，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了五次会，聊了三个月“只生一个”行不行，最后才拍板定下来。在他的推动下，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全体党员团员发了封公开信，正式喊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口号。不过政策也不是一根筋到底，一直在跟着实际情况调整。1981年中央书记处就说，城市还是要坚持提倡生一个，农村得结合包产到户的新情况，搞个老百姓能接受的长期政策。1984年中央发了7号文件，给农村稍微松了点口子，符合条件的经批准能生二胎。到1988年以后，大部分省份都实行了“农村一孩半”政策——第一胎是女儿的，能再生一个，这个政策也得到了多数农民的支持。这些调整能看出来，当初的决策不是拍脑袋来的，很灵活也很务实。(来源:文史话江湖 原创: 文史话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