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侨居美国多年，曾恶贯满盈的特务头子毛森在病重之际，对儿子说到：“我想回祖国和家乡去看看”。 毛森，1908年出生在浙江江山。江山这地界儿，在民国特务史上绝对是个绕不开的坐标，所谓的“三毛一戴”，全是从这片山水里走出来的。 十五岁那年，为了能上学，他干了一件大胆的事儿，冒名顶替。他借用了同乡一个叫“毛善森”的名字，混进了考场，还真让他考上了。后来更是凭着这个假身份，考进了浙江警官学校。 这事儿本来天衣无缝，坏就坏在“运气太好”。当时还在帮戴笠招兵买马的毛人凤，居然在花名册上看见了“毛善森”的名字。毛人凤心想，这是我老乡啊，得见见。这一见不要紧，原本的“毛善森”变成了眼前的“毛鸿猷”。 按理说，这属于欺诈，得开除甚至法办。可毛森这人有个特质，就是临危不乱，胆气过人。在毛人凤的质问下，他不但没吓尿裤子，反而条理清晰地把自己的难处和抱负说了一通。毛人凤一看，这小子有点意思，是个干特务的料，大手一挥：行了，那个“善”字去掉，以后你就叫毛森吧。 就这么着，他从一个农村穷小子，正式踏入了军统的大门，成了戴笠麾下的一把尖刀。 在抗日战场上，毛森确实是拼过命的。他他当过军统杭州站站长，搞情报、搞暗杀、组织游击队，把日军搞得焦头烂额。 那时候的毛森，在军统内部威望极高，被视为“铁汉”。可惜，这种坚韧和智谋，在抗战胜利后，瞬间调转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 1949年的上海，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候的毛森，坐上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位子。对于上海的地下党和进步人士来说，这个名字就意味着死亡。 毛森接到的命令很简单也很残忍：“坚不吐实，处以极刑”。他执行得比命令还要彻底。在他主政上海警察局的那段时间，整个上海滩风声鹤唳。他搞了一套极其严密的特务网络，从学校到工厂，从码头到弄堂，到处都是他的眼线。 数据是冰冷且恐怖的。在短短几个月里，他下令逮捕了3000多名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这可不是抓进去吃牢饭那么简单，很多人进去就再也没出来。 最让人发指的是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夕。解放军的炮声都已经能听到了，毛森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他在逃跑前，做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在警察局的后院，他亲自督战，秘密处决了包括沈鼎发在内的多名坚贞不屈的革命志士。杀完人，他拍拍屁股，带着金条和机密文件，仓皇逃往厦门。 那一夜的枪声，成了上海解放前最后的悲鸣。毛森这个名字，也就此和“刽子手”、“杀人狂魔”画上了等号。 他在上海留下的，是无数破碎的家庭和至今难以抚平的伤痛。 逃到台湾后的毛森，日子并不好过。他这种人，手里掌握了太多秘密，性格又因为长期搞特务工作变得阴鸷、多疑，加上他和蒋经国不对付，很快就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 为了保命，也为了躲避政治漩涡，他后来干脆举家迁往了美国。这一走，就是几十年。在美国，他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的“毛骨森森”，只是一个满头白发、无人问津的糟老头子。 人老了，大概都会得一种病，叫“思乡病”。年轻时杀人如麻的时候，他大概从未想过自己会有后悔的一天。但当他坐在美国的院子里，看着异国的月亮，心里想的却是江山老家的那碗米糕，那座江郎山。 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两岸关系开始松动，很多去台老兵都回乡探亲了。这消息传到毛森耳朵里，把他的心挠得直痒痒。他开始给家乡写信，给亲戚寄钱，甚至捐款给家乡修路、建学校。这些举动里，多少带着点“赎罪”的意味。 1992年5月，在多方协调下，84岁的毛森终于踏上了归途。当飞机降落在神州大地，这个曾经的魔头，眼泪哗哗地往下掉。 回到江山老家那天，场面很复杂。乡亲们还是热情的，毕竟对于宗族观念极重的江山人来说，他首先是个“离家多年的游子”，其次才是那个“历史罪人”。毛森在夫人胡德珍和儿子的搀扶下，去祭拜了祖坟。他在父母的坟前长跪不起，哭得像个孩子。 他还要去爬江郎山。那时候他身体已经很差了，走几步就喘，但他坚持要上去看看。站在山上，看着脚下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不知道他脑子里闪过的是当年离家时的壮志，还是后来在上海滩造下的罪孽。 临走前，他在住处留下了墨宝。手抖得厉害，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写下了八个大字：“谢谢亲爱的乡亲们”。这八个字，对于一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来说，太轻，也太重。轻的是无法抵消他的罪恶，重的是这是一个垂死之人最后的一点人性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