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何存峰作为中国外交部的资深信使，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从事机密文件运送工作。他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早年通过严格选拔进入外交系统，接受过保密训练和国际法教育。1985年时，他已执行过多趟国际任务，熟悉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相关条款。那年11月，他与杨水长一同从北京出发，携带两个外交邮袋，这些邮袋内装有从国内转运至纽约的绝密资料，包括外交指令和加密信息。两人先飞抵旧金山国际机场，然后转乘泛美航空PA72航班。登机前，何存峰仔细检查了邮袋的封条和标记，确保无误。杨水长作为搭档，也曾参与类似任务，但这次表现较为被动。航班起飞后，他们坐在经济舱二排，邮袋置于座位间。何存峰保持警惕，杨水长则很快表示疲惫。整个准备过程体现了外交信使的职业规范，他们的身份要求在任何环境中优先保护邮袋。这样的工作虽平凡，却直接关系国家利益的维护。何存峰的经历反映出那个时代外交人员的责任负担，他们常常在长途旅行中面对潜在风险。 杨水长同样是外交部信使，出生于50年代，进入系统后主要负责文件递送。他与何存峰不同，杨水长在以往任务中表现中规中矩，但个人背景中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1985年这次任务中，杨水长携带其中一个邮袋，表面上配合默契。两人从北京机场出发时，已办理所有手续，包括护照和机票验证。抵达旧金山后，他们短暂逗留，等待转机。泛美航空PA72航班是当时的常规航线，从旧金山飞往纽约肯尼迪机场。登机后，杨水长坐在F号座位，何存峰在E号。邮袋的重量和体积要求他们随时注意，避免被挪动。外交邮袋根据国际公约享有豁免权，不能被检查或扣留。这次运送的资料涉及联合国相关事务，敏感度高。杨水长的角色本应是辅助，但他的行为后来证明了选拔机制的漏洞。整个团队协作依赖信任，何存峰作为资深者，自然承担更多监督职责。这样的安排在外交实践中常见，确保文件多重保障。 事件发生在1985年11月25日，PA72航班起飞不久。何存峰短暂离开座位，杨水长趁机携带两个邮袋接近机长尤金·特纳，提出政治避难要求。机长同意后，将杨水长和邮袋藏匿在飞机的一个隔离区域，通常称为安全屋。这个区域用于处理紧急情况，非乘客可进入。何存峰返回发现邮袋缺失，立刻向空乘报告。空乘否认知情，杨水长也未现身。何存峰要求见机长，进入驾驶舱说明情况。机长特纳简短拒绝，称不涉及航空事务。何存峰引用维也纳公约条款，强调邮袋保护，但机长坚持立场。航班随后广播技术故障，改道降落芝加哥奥黑尔机场。这次改道实际是为掩护杨水长的行动。降落后，机场移民局和警察介入。何存峰被隔离，杨水长留在安全屋内。美方官员告知杨水长避难意图，并试图扣留邮袋。何存峰反复申明公约规定，指出扣留违法。整个过程持续数小时，美方态度强硬，但最终在外交压力下妥协。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61年生效，明确规定外交邮袋不可开拆或扣留，旨在保护国家间通信安全。中国作为签约国，严格遵守并援引此公约处理事件。何存峰作为信使，熟知这些条款，在交涉中多次引用。邮袋内文件包括外交电报和机密报告，丢失可能导致信息泄露。杨水长的避难申请基于个人动机，美方机长协助隐藏，违反了中立原则。航班改降芝加哥后，何存峰联系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寻求支持。领事官员赶到，与美方谈判。美方最初否认邮袋位置，杨水长也拒绝见面。后来，杨水长通过字条传递信息，确认其意图。何存峰坚持不下机，直到邮袋归还。整个事件暴露了冷战时期情报活动的痕迹，虽然中美已建交，但互信有限。公约的执行依赖各国善意，美方行为引发中方抗议。类似事件在历史上偶有发生，提醒外交人员需高度警觉。 杨水长的叛逃是事件核心，他利用信使身份，在飞行中实施计划。出生于中国南方，杨水长进入外交系统后，曾在国内处理文件分发。1985年任务前，他未表现出异常。携带邮袋时，杨水长负责其中一个，内容同样绝密。避难后，杨水长被美方安置，但生活并未如愿。几年内，他多次更换工作，经济状况恶化。邮袋归还后，杨水长正式脱离中国籍。何存峰的应对体现了专业素养，他通过逻辑论证说服美方。机长特纳的拒绝反映了美方对避难者的偏袒。事件处理中，中方强调公约效力，避免升级。杨水长的选择源于个人不满，但导致职业生涯终结。在美国，他从事低薪工作，难以融入社会。这样的案例在外交史上不多见，凸显忠诚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在那时正处于改善阶段，此事未造成更大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