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藤县保卫战中，王铭章看着距离自己一千多米的龟尾寿三，问旁边的副官，这个距离能不能打到他，副官没说一句话，而是举起了自己的枪，只听三声枪响之后，龟尾寿三从马背上摔下来。 这一幕，发生在1938年3月的藤县城头，是那场打得惊天动地、也打得让人心碎的藤县保卫战中，最解气也最悲壮的一个瞬间。龟尾寿三不是普通的日军军官，他是日军第10师团步兵第33联队的联队长，少佐军衔，正是当时扑向藤县的前线核心指挥官。那时候的藤县，早已被日军的重炮轰得千疮百孔，城墙塌了一大片，阵地上的硝烟浓得呛人，王铭章和他的川军第122师，已经在这里坚守了两天两夜。 王铭章会问出那句话，不是侥幸，是被逼到绝境后的孤注一掷。他手下的兵，大多是四川来的农民子弟，出川时扛的是老旧的汉阳造，穿的是单衣薄裤，连像样的掩体都没有。而对面的日军，不仅有飞机大炮掩护，还有坦克开路，兵力更是我方的三倍还多。龟尾寿三敢骑着马在一千多米外的阵前耀武扬威，就是吃准了川军没有重武器，更没有精准的狙击装备。他以为自己安全得很，以为藤县的城头，只剩下待宰的羔羊。 副官没说话，不是犹豫，是心里早有谱。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史料里只记载他是王铭章的贴身副官，平时除了保卫师长安全，最大的爱好就是练枪法。在四川的军营里，他曾对着百米外的香头练瞄准，一练就是大半天，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那天在藤县城头，他手里的枪，还是那把老旧的汉阳造，没有瞄准镜，没有稳定的依托，甚至连枪托都因为长期使用有些松动。但他举起枪的那一刻，手不抖，眼不眨，仿佛整个战场的硝烟和炮声，都与他无关。 三声枪响，不是连发，是一枪一枪瞄准后打出去的。第一枪，擦着龟尾寿三的马耳朵飞过，日军阵地上传来一阵哄笑，他们以为这只是川军的垂死挣扎。第二枪，打中了马的前腿，马突然受惊，人立起来，龟尾寿三在马背上晃了一下，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第三枪，不偏不倚，正中龟尾寿三的胸口。这一枪，让日军的哄笑戛然而止，让阵地上的川军将士瞬间沸腾起来。有人忘了躲炮弹，从掩体里探出头欢呼；有人红着眼睛，把手里的手榴弹攥得更紧；王铭章站在城头，看着从马背上摔下来的龟尾寿三，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狠厉。 这三枪，看似解气，却改变不了藤县被层层包围的绝境。龟尾寿三的死，只是暂时打乱了日军的进攻节奏，没过多久，新的指挥官就顶了上来，炮火比之前更猛了。王铭章心里清楚，这一点他比谁都明白。他看着欢呼的士兵，突然大吼一声：“别得意！鬼子的报复马上就来！加固工事，准备迎敌！”吼声里，有欣慰，更有无奈。欣慰的是，手下的兵还有这样的血性；无奈的是，敌我实力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有人说，副官这三枪只是运气好，偶然击毙了敌酋。但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偶然。在藤县那样的绝境中，每一个川军将士都憋着一股劲，一股宁死不投降、宁死不后退的劲。副官的枪法，是平时千锤百炼练出来的；他的勇气，是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看着鬼子肆意践踏国土激出来的。这三枪，是绝境中的反击，是血性的爆发，更是藤县保卫战中，川军将士用生命诠释的抗战精神的缩影。 接下来的日子里，藤县的战斗打得更惨烈了。日军的坦克冲破了城墙的缺口，步兵像潮水一样涌进来。王铭章带着士兵们展开巷战，没有子弹就拼刺刀，没有刺刀就用石头砸，每一条街道，每一间房屋，都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他身先士卒，多处负伤，却始终不肯后退一步。直到弹尽粮绝，日军已经冲到了师部附近，他才对着身边的副官说：“我死之后，你们继续坚守，就算只剩一个人，也要和鬼子拼到底！”说完，他举起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自戕殉国。 王铭章的死，不是结束，而是川军铁血精神的延续。他的部下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带着师长的遗愿，继续在藤县的街巷里与日军血战，直到全部牺牲。藤县最终还是失守了，但王铭章和他的第122师，用近3000人的生命，拖住了日军整整四天时间，为台儿庄大捷的胜利，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多年后，当人们回忆起台儿庄大捷的辉煌时，总会想起藤县城头的那三声枪响，想起那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副官，想起那个宁死不屈的川军师长王铭章。这三声枪响，不仅击毙了一个日军联队长，更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骨气，打出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不屈意志。它告诉我们，就算装备落后，就算兵力悬殊，只要有这样的血性，有这样的精神，就没有人能征服我们这个民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