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85岁的红旗渠缔造者杨贵，在儿子的搀扶下重回林州，父子二人都已满头华发，这也是老爷子最后一次归乡，回到青春岁月的所在地！ 老人的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时光的刻度上。干枯的手掌不自觉地抚过路边的石壁，那触感粗糙坚硬，就像六十多年前太行山上的石头，刻着他和十万林县儿女的血汗。 谁能想到，这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当年竟是敢在悬崖绝壁上“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硬汉县委书记。 1954年，26岁的杨贵刚到林县赴任，看到的是“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绝境。百姓翻山越岭十几里挑水，桶里的水洒在山路成了泥印，地里的庄稼旱得只剩枯枝，甚至有村庄因为缺水，十年间饿死过半人口。 他走遍全县1771个自然村，脚下的布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终于认定：林县要活命，必须跨省去山西引漳河水。 这个决定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他异想天开，国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林县“三无一少”——无技术、无经验、无材料，连买钢钎的钱都凑不齐，怎么敢动这样的大工程？ 甚至有上级领导提醒他，搞不好要被撤职。可杨贵铁了心：“群众盼水盼了几百年，不能因为怕担责就眼睁睁看着他们受苦！” 他带着技术员徒步1200公里勘测线路，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吞把冰雪，在山西平顺县的浊漳河畔定下渠首。又挨家挨户做工作，把“现在吃点苦，后辈不受罪”的道理说透，最终90%的群众都愿跟着他干。 1960年2月，红旗渠正式动工，十万民工自带口粮和工具上山。没有住处就钻山洞、搭席棚，夜里寒风灌进来，被子潮得能拧出水。 杨贵和干部们实行“五同”，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民工每天口粮0.6公斤，干部就只敢领0.4公斤，把省下来的粮食分给年轻人。 最难的是凿青年洞，石壁坚硬得能崩断钢钎。民工们腰系绳索悬空作业，打一锤退半步，手上的血泡磨破了又结，却没人退缩。 缺炸药，他们就用硝酸铵化肥混着锯末自制；缺石灰，就发明“明窑堆石”法自己烧；钢钎不够，就把抗美援朝剩下的旧钢钎截成小段再焊接使用。 杨贵记得，有次爆破后山石坍塌，9名年轻民工当场牺牲，公社社长抱着他失声痛哭。他抹掉眼泪，第二天依旧带头冲在最前面：“渠不修通，我们绝不下山！” 这条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修了整整十年。他们削平1250座山头，凿通211个隧洞，架设152座渡槽，挖砌的土石方能从广州垒到哈尔滨。 1965年4月5日总干渠通水那天，漳河水顺着渠道奔涌而来。百姓们趴在渠边喝水，哭喊声、欢笑声混在一起，场面让人热泪盈眶。 杨贵站在渠岸上，看着浑浊的河水滋润干裂的土地，突然发现自己的手和民工们一样，布满了永远褪不去的老茧。 红旗渠建成后，林县粮食亩产从35公斤跃升到460公斤，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再也没人因为缺水逃荒。 如今故地重游，杨贵看着渠水依旧清澈，两岸的庄稼郁郁葱葱。乡亲们捧着土鸡蛋、核桃围过来，一口一个“老书记”，声音里满是敬重。 他走进红旗渠纪念馆，看着当年的钢钎、抬筐和民工们的旧衣物，浑浊的眼睛泛起泪光。 在与全省县委书记座谈时，他没有讲惊天动地的豪言，只说：“当干部，就得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只要是对他们好，再难的事也得扛下来。” 这次归乡后不到两年，杨贵先生与世长辞。但他留下的红旗渠，不仅是滋养林州的水利工程，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丰碑。 那些在绝境中不服输、不放弃的坚守，那些干部与群众同心同德的担当，直到今天依旧滚烫。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