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山西捞出了四尊唐代黄河大铁牛，隶属于国宝级文物 。 樊旺林出生在山西永济一个乡村家庭，从少年时代起收集散落田间的古旧陶片和石器，常在黄河岸边徘徊，捡拾河滩上冲刷出的零碎物件。进入大学攻读历史专业，他系统钻研唐代冶金和交通史料，课堂上记录笔记，课后到图书馆翻阅旧籍。毕业后分配到永济博物馆，从普通研究员起步，负责整理本地出土文物，每日擦拭展品，分类归档。任职期间，樊旺林多次走访蒲州故城周边村庄，敲开老人家门，坐在土炕上听他们讲述黄河古渡口的旧事，手里拿着小本记录船只在河床受阻的经历。他阅读唐代地理志等古书，结合村民描述，绘制蒲津渡旧址草图，标注潜在埋藏区域。1988年，他向政府提交勘探报告，获准组建队伍，亲自带领队员在河床探查。樊旺林坚信铁牛遗存于地下，深入滩涂实地测量，用脚步丈量古河道，顶着风沙标记坐标。为说服上级，他整理史料证据，展示村民提供的船底划痕照片。队伍启动后，他每天早起，穿胶靴踩在泥泞地带，指导使用探杆插入土层。 蒲津渡是黄河上一个老渡口，从春秋时候就开始用船连成浮桥。秦昭襄王时期，这里造了最早的河桥，后来汉朝、隋朝都修过临时浮桥。唐开元六年，蒲州升为中都，跟长安、洛阳齐名。开元十二年，唐玄宗派兵部尚书张说主持，改用铁牛固定铁索桥，取代竹索。铁牛铸于开元十二年到十三年，四尊在东岸，四尊在西岸，每尊伏卧，高1.9米，长3米，重70吨。牛身有菱花纹，尾部横轴直径0.4米，长2.3米，刻卷草图案，用来拴桥索。桥连舟船，稳固秦晋交通，桥用500多年，到元末毁于战火。明朝四次利用铁牛修桥，持续百余年。清代黄河西移，蒲津渡废弃，铁牛埋入泥沙。20世纪40年代，枯水季还能摸到牛角，船底常被挂伤。50年代三门峡水库蓄洪，河床淤积，铁牛埋深2米多。 樊旺林依据古籍和当地传说，确认蒲津渡地下藏有唐代铁牛，用于固定黄河浮桥。1988年春，他组建勘探队，包括博物馆员工和本地工人，总计20余人，从古河道东岸开始行动。河床表面覆盖厚层泥沙，干燥开裂，队员们穿着胶靴，每步陷进几厘米深，双手握住5米长铁探杆，一点一寸插入地面，感受阻力。烈日照射下，汗水顺脸颊流淌，风沙吹入眼睛，樊旺林弯腰标记异常点，指挥小组沿岸推进。勘探历时数月，队伍分成几组，轮流操作，踩在松软土上，探杆触及硬物时发出闷响。他们在距蒲州故城西墙51米处发现金属表面，用小铲刮开表土，确认牛头轮廓。1989年8月，开挖正式启动，工人们围成圈，用铁锹层层剥离泥沙，尘土飞扬中露出第一尊铁牛头部。牛角高昂，在阳光下反射光芒，工人们跪地擦拭灰尘，避免刮伤。接着挖掘身躯，高1.9米，长3米，重70吨，躯体菱花纹路清晰。尾部横轴直径0.4米，长2.3米，刻卷草图案，用于系桥索。 第二尊铁牛在邻近位置现身，过程相似，工人们轮班排水，挖到深处泵机抽取渗水。第一天出两尊，次日继续，第三尊和第四尊陆续出土，呈两排伏卧，头西尾东，面河排列。出土伴随四尊铁人，高1.5米，肩宽0.6米，形象胡人，手势拉拽桥缆，还有铁山两座和铁柱。整个挖掘一周完成，铁牛保存完整，表面氧化层均匀，未见锈蚀。这些铸于唐开元十二年，体现冶金工艺，体量巨大下细节精致，反映渡口商贸地位。铁牛出土后，专家评估保护方式，每尊体量大，移动易损。讨论决定原地抬升12.2米，建高台露天展示，不设玻璃罩，允许游客触摸。1990年起，工程队加固地基，用碎石桩支撑，支架缠绕铁牛底部，分阶段提升，避免晃动。表面施加防腐措施，地下部分用电化学方法防护，平台总面积2268平方米，配楼梯通往展厅。 1991年3月到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组织联合考古队，对蒲津渡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揭示明代到民国地层。1999年第二次发掘，清理出唐代石堤、柏木桩、铁锭等。石堤曲拱梯形，基下木桩密排，石条间米浆灰泥粘合。发掘中出唐开元通宝、宋天圣元宝等铜钱，还发现砖屋遗址，四米见方，门坎东向，管理渡口用。遗址西距黄河堤2.8公里，东距蒲州西墙6米，南距西门百米。最深距地表6.5米。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到2002年，院士专家组两次审视方案，优化抬升细节，确保稳定。2005年工程竣工，铁牛置于台面，保持原排列，周边建遗址公园，展示浮桥模型。游客攀登台阶，伸手抚摸牛身，牛角光滑，躯体纹路可触。 这些铁牛不光是桥梁部件，还体现唐代冶金水平。70吨铁块，铸造需数万民众炼铁，技术先进。蒲津桥是世界桥梁史上铁索连舟的代表，影响后世。遗址提供黄河变迁资料，泥沙淤积、河岸后退过程清晰，为水文地质研究帮了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