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1979年的北京街头，长安街的风带着一丝干冷，机关单位的大门口，一个身影显得格外突兀，那是一个身穿旧棉袄、皮肤黝黑的乡下老头，已经在附近转悠了好几天，在路人眼里，这或许又是一个进城碰运气的落魄农民，连门卫都对他失去了警惕。 但谁也没想到，当那辆挂着军牌的轿车驶出时，这个被寒风冻得瑟瑟发抖的老人，会突然像头发怒的狮子一样冲了上去，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警卫还没来得及呵斥，老人扯开那把被旱烟熏哑了的嗓子，既没喊冤也没求助。 而是没头没脑地吼出了一句奇怪的切口：“三号花机关”这一嗓子，吼得周围人一头雾水，但在车内，时任最高检检察长的黄火青心头却是一震，紧接着，那老头见车没停，竟又换了调门，唱起了一支古怪凄凉的小曲儿《杜娘歌》。 那颤巍巍的调子里，透着股只有从尸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才有的倔劲，车门开了，黄火青走下来，盯着眼前这个满脸沟壑的农民，眼神从疑惑逐渐变得不可置信，最后化作了一声颤抖的：“小鬼”。 那时候的肖成佳根本不像现在这般背如弯弓，1935年的贵州娄山关，他是红五军团里那个嗓门大、皮肤黑的“宣传队长”虽然只有15岁，顶着一张娃娃脸，可他是整个队伍里最硬的旗杆。 战场上炮火连天，别的孩子早就吓破了胆，他却能在炸开的泥土雨里，挺直了腰杆吹冲锋号，谁能把眼前这个蜷缩在候车室、啃干粮睡觉的老农，和那个当年在死人堆里替首长挡弹片的英雄联系在一起。 当年的娄山关一战，为了阻击敌军增援，年轻的肖成佳接到了朱老总亲下的死命令，混战中，弹片飞来，他不假思索地扑向了时任军团政委的黄火青，黄火青毫发无损，而肖成佳的腿上却留下了一道这辈子都消不掉的深坑。 战后闲暇时哼唱的《杜娘歌》和那句代表着亲密暗号的“三号花机关”，成了两人在生死线上的独家记忆，可命运这东西，有时候比战场更残酷，1936年西路军在甘肃惨败，肖成佳不幸被马家军俘虏，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远在江西老家的母亲听闻消息，为了救这个家里的独苗，一咬牙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三亩水田和三头黄牛，那个年代，这几乎是整个家庭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母亲揣着凑来的30块银元，硬是把他从敌人的屠刀下赎了回来。 回到家，看着老母亲那张哭肿的脸和空荡荡的牛棚，肖成佳明白，他的兵恐怕是当到头了，从此，世上少了一个“黝黑宣传队长”多了一个只会闷头种地的农民肖成佳，几十年来，他把自己那段光辉岁月像种子一样埋进了深土里。 村里人闲下来时，偶尔会听他讲起红军打仗的事，大多只是当个笑话听，甚至有人在背地里嚼舌根，说这老头是穷怕了，想编故事骗点国家补助，每当这时候，肖成佳不争辩，只是默默蹲在田埂上，挽起裤腿，摩挲着那块成了紫褐色的伤疤。 眼神越过层层叠叠的大山，似乎在望向某个没有人知道的远方，其实他哪是为了钱，自从在收音机里偶然听到了“黄火青”的名字，他沉寂的心就再也按捺不住了，那是一种被遗忘太久的委屈，更是一种想要证明“我曾存在过”的执念。 为此，他把一分钱掰成两瓣花，甚至一路讨饭似的凑齐了去北京的路费，即使到了北京，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他就像一粒尘埃，没有证件，没有档案，连当年部队的番号都成了历史名词，除了记忆和伤疤，他一无所有。 如果不是在那机关门口豁出去的一拦，他也许真的会带着那满肚子的秘密，默默无闻地死在江西的某个雨夜，在黄火青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得只剩下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老战友相认，无需多言。 黄火青亲自核实情况，当他看到肖成佳腿上那块熟悉的旧伤时，眼眶红了，他提笔写下证明：“肖成佳确为红五军团宣传队长，曾在娄山关替我挡弹片”随着红色印章重重落下，肖成佳捧着那张薄薄的纸，那双手抖得比当年在阵地上握枪时还要厉害。 眼泪顺着他苍老的脸颊滑落，滴在那个红印上，这哪里是一张证明信，这是他还给那个15岁少年的一份交代，据后来的统计，直到1982年底，国家通过类似的排查，共找回了3000多位像肖成佳这样流落在民间的红军失散人员。 他们获得了应有的医疗全免和生活补贴，但对于肖成佳来说，这些都不如那块挂在自家门头上的大红光荣匾来得实在，从北京回来后，村里的闲言碎语消失了。 老肖不再是那个“爱吹牛的老头”他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的故事爷爷，他喜欢坐在讲台上，把那封被他视作命根子的证明信拿出来，小心翼翼地给孩子们看。 信息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