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官当到副国级，临死前，气都喘不匀了，把他女儿叫到床边，就交代了三句不成句的话：“我这辈子没捞过好处……没对不起老百姓……你，别学那些歪的。” 1995年11月29日，在东交民巷那间早已斑驳褪色的单元房里，82岁的吴德，此刻正艰难地半靠在床头，生命将要走到尽头。 在女儿的搀扶下，老人的手颤抖不止，但眼神却异常坚定，他在纸上留下了这辈子最后的交代，没有提及哪个亲戚需要照顾，也没交代那微薄的积蓄如何分配，只有三句话：把遗体交给医学做研究、把房子还给国家、把稿费全部捐出去。 放下笔，像是卸下了扛了一辈子的重担，他对守在床边的女儿们说：“不要怪爸爸没给你们留什么，你们要自己走正路。” 数小时后，这位曾官至副国级的老人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正如他生前所愿，没有哀乐，甚至没留骨灰盒，真正做到了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自打1980年彻底退休，他就把自己“锁”进了这个不到五十平米的老房子里，地面是早就开了裂的水泥地，墙面只抹了一层白灰。 家具更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一张办公桌是1949年他在天津当市长时就在用的，那把藤椅坐面早就磨出了洞，书架上立着《资本论》和一些发黄的旧书。 在这个简陋的空间里，他不仅谢绝了组织调整住房的提议，甚至连那个弹簧坏了、坐上去硌屁股的旧沙发也舍不得换，总是念叨着“修修还能用”。 这种对物质近乎苛刻的淡漠，并非晚年刻意为之，而是刻在他骨血里的本能。 1969年，在那段特殊的动荡岁月里，他被下放到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不管是养猪、插秧还是挑大粪，他都把自己当成最纯粹的劳力使用。 一次重体力的劳作中，他不幸胃穿孔，同乡开着拖拉机把他送到县医院，在麻药劲还没过、人刚苏醒的时候，他拽着医生的袖子，竟然是在恳求对方尽量别用进口药，能省一点是一点，别给国家费钱。 身处逆境时尚且如此，身居高位时更是战战兢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第二任市长，也是后来的“北京大管家”，他在任时干得都是大事，治理海河、建设长春一汽车厂、修建北京地铁一期……每一个项目都是国家级的重担。 特别是在北京主持工作的那十几年，面对极为复杂的局势，他要保障这座拥有几百万人口城市的吃饭、喝水和供电。 很多老工人都记得，当年发大水，吴德二话不说脱了鞋就和大家一起扛麻袋，那句“工地书记”的称呼，就是那时候叫响的。 但这一切功绩，在他那个装着几张旧照片、两支掉漆钢笔的旧箱子里，都化为了沉默，他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印证那个名字的由来。 他本名李春华，出生在河北丰润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佃农家里，十岁那年，母亲卖掉了陪嫁的银镯子，换来三块大洋送他读书，并告诉他“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知识”。 1933年，二十岁的热血青年为了表明心迹，改名“吴德”，外人看着这名字奇怪，是“无德”的谐音，但在他心里，这是为了警醒自己：无私之德，才是存予人民的大德。 晚年的吴德虽有工资，但他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是每月只留300元生活费，剩下的交党费，但在1990年确诊患病期间，为了记录历史经验，他口述整理了一本回顾自己在北京工作经历的书，这带来的数万元稿费，成了他手里最大的一笔“巨款”。 这笔钱该怎么花？他想起了1964年在甘肃考察时的一个画面，那时，贫困地区的女娃娃们因为没钱上学，只能扒在教室窗户外眼巴巴地听课，那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成了他心底压了三十年的石头。 所以，在立下遗嘱的那一刻，他没有丝毫犹豫。 这笔对于九十年代家庭来说堪称巨款的稿费，最终全部汇往了陕西定边、甘肃环县等贫困地区。 依靠这笔钱，136名面临失学的女童重新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他用母亲当年卖银镯子换来的求学机会，在半个世纪后，为更多的穷孩子撑起了一片天。 吴德去世后，家人严格执行了他的“三不”原则，房子钥匙擦得干干净净交回了机关事务管理局；遗体送进了协和医院，用于攻克医学难题；而那本记载着他最后思考的笔记和书籍，至今仍静静躺在东交民巷故居的抽屉里。 12月5日，没有铺张的排场，只有一副挽联写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但自发赶来送行的人群中，有满头白发跪地痛哭的老工人，也有从唐山、天津远道而来的百姓。 2005年，他那间50平方米的旧居被保留下来，成了“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没有墓碑，没有骨灰，这位把一切都还给天地与人民的老人，最终将那三行遗嘱，铸成了比石头更坚硬的丰碑。 主要信源：（人民网——吴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