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省下辖哪些府州县？不同时期情况不一样。 清代广东省的行政区划如同流动的珠江水，随时代变迁不断调整。顺治初年，清廷基本继承明制，设广州、韶州、南雄、惠州、潮州、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10府，外加罗定直隶州，共11个地级单位。此时的广东版图包含今海南省与广西钦州地区，海岸线绵长，山地丘陵交错，行政设置需兼顾海防与瑶僮聚居区的治理。 康熙至乾隆年间，人口增长与开发深化推动区划细化。雍正十一年（1733年），嘉应州从潮州府析出，升为直隶州，辖长乐、兴宁等四县，因客家人聚居区治理需求而生。同期，连州从韶州府分出，直隶于省，领阳山、连山二县，强化粤北山区管控。这些调整反映清廷“分府减辖”的治理逻辑——当府辖县超过十余个时，便析出直隶州以提高行政效率，如广州府在乾隆年间领十四县，成为全国最繁剧的府之一。 嘉庆朝（1800年前后）形成相对稳定的“九府四州二厅”格局。九府中，广州府作为省会，辖南海、番禺等十四县，香山（今中山）、新安（今深圳）因沿海贸易兴盛而地位日显；潮州府领海阳、潮阳等九县，增设南澳厅管理海防，印证“闽粤咽喉”的战略定位。四直隶州中，罗定州（今云浮）领东安、西宁，控扼西江上游；嘉应州（今梅州）因“人文秀区”独立，体现清廷对文化发达地区的特殊考量。两处直隶厅——佛冈（1811年设）与连山（1816年升绥瑶直隶厅），前者因广州北部门户需要，后者因瑶民聚居区“以厅代县”，均属边疆治理的特殊设计。 咸同以后，内忧外患迫使区划再次变动。1867年，肇庆府阳江县升直隶州，因沿海渔业与商贸发展，需强化行政层级；1868年，广州府新宁县赤溪半岛设直隶厅，专为安置土客械斗后的垦荒移民。最显著的变化在琼州府，1905年崖州升直隶州，辖感恩、昌化等县，呼应海南环岛开发的需求，此时距其1912年脱离广东建省已现端倪。而钦州、廉州二府在清末划入广西，表面是平衡两广海防，实则因中法战争后边防重心西移，清廷不得不调整粤西边界。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广东的州县级单位始终在“府—州—县”的嵌套中动态调整。如惠州府的连平州、高州府的化州，作为散州（属府管辖），既保留州的行政级别，又无领县之权，实为“准县级”单位。县级政区中，新宁（台山）、鹤山（江门）等雍正年间新设之县，多因人口膨胀、赋税征管需要而析置；花县（广州）、丰顺（梅州）则因军事要地或移民聚集而设。地方志记载，乾隆年间广东有80余县，至宣统增至近90县，反映土地开垦与人口增殖的历史进程。 清末新政时期，行政区划更趋精细化。1908年《广东舆地全图》显示，广州府新增赤溪厅，潮州府南澳厅因海岛特殊性维持独立，高雷地区的石城（廉江）、吴川因雷州半岛开发加速而地位提升。这些调整既延续“因俗而治”的传统——如连山厅保留瑶长制，又融入近代治理思维——如崖州直隶州设学务局推广新式教育。 纵观有清一代，广东行政区划的演变始终围绕三个核心：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地位（广州府持续扩张）、沿海与山区的治理平衡（直隶厅多设于边疆）、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琼州、钦州的划出与收回）。从顺治的11个府州到宣统的“十府五州四厅”，看似细碎的调整背后，是农业社会向海洋经济转型、传统王朝向近代国家过渡的深层逻辑。这种变动不仅塑造了今日广东的政区雏形，更在地名沿革中留下了移民、贸易、战争的历史密码——正如香山变中山、新安保留宝安之名，每个地名的更迭，都是一部微缩的广东开发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