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成都的冬夜，军靴踩碎青石板的声响混着酒气飘进后院。 杨森推开那扇雕花木门时，醉眼里的人影晃得厉害，他把穿着月白袄子的少女拽进怀里，嘴里还嘟囔着“我的美人儿”。 少女的指甲掐进掌心，直到天快亮才敢哭出声，她红着眼眶说：“我要读书。” 曾桂芝第一次见杨森时，正蹲在街边啃别人丢下的菜根，这个后来成了四川军务督办的男人，当时穿着笔挺的军装，让副官把她带回了杨家。 三姨太给她洗了澡，换上绸缎衣裳，教她认“天地玄黄”，可铜镜里的小姑娘总觉得，这金丝笼再亮，也照不进真正的太阳。 杨家的日子过得像钟摆，规律却沉闷，早上练琴，下午描红，晚上听三姨太讲“女子无才便是德”。 直到有天新来的先生带来几本《新青年》，曾桂芝才知道，原来女人也能进学堂，能和男人一样讨论“自由”。 她偷偷把书页边角磨卷了，在“男女平等”四个字底下画了道浅浅的横线。 那个改变命运的夜晚前，杨森看她的眼神早就变了，从前是摸着头喊“乖女儿”，后来总在她练琴时站在窗外，一站就是半个时辰。 她十六岁生辰那天，他送了支金镯子，链上坠着颗小铃铛，走一步响一声，像在提醒她身份他的“干女儿”。 醉事过后，杨森塞给她一匣子珠宝，说要封她做七姨太，曾桂芝没接匣子，只重复了那句话：“我要读书。”杨森愣了愣，大概没见过哪个女人不要名分只要学堂名额。 他最终点了头，却让副官跟着她去了女子学校，美其名曰“保护”。 新式学堂的风到底吹开了她心里的门，她在课堂上知道了“人权”，在操场上和男同学讨论“革命”，课本里夹着的字条写着“我们去上海”。 这些事没能瞒过副官的眼睛，杨森来学校那天，手里攥着那些字条，指节捏得发白。 枪声响起时，曾桂芝正和男友收拾行李，子弹穿透胸膛的瞬间，她好像又看见那个蹲在街边啃菜根的自己。 杨森站在门口，军靴上的马刺闪着冷光，他没再看她最后一眼，转身时说了句“晦气”。 后来成都城里的人说，杨公馆后院那棵老槐树，每年春天都比别处开花晚。 有人说，是因为树下埋着个爱读书的姑娘，她当年攥皱的课本，现在还在哪个旧书堆里躺着，扉页上“曾桂芝”三个字，笔画里还带着没写完的“自由”。 那个冬夜她攥紧的衣角，后来总在梦里被风吹起，课本里夹着的字条早被鲜血浸透，可“我要读书”四个字，像颗种子落在了那个年代的泥土里。 她没能看到女子真正站起来的那天，但至少在倒下前，她用自己的方式，对那个权力压人的世界说了“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