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农民杨大发和妻子吵架，争吵中，妻子突然大喊：“你再说，我把你的黑历史捅出来！人民政府到处捉特务，不信你不怕！”这句话像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水潭，在四川巴县一品乡的这个农家小院里，激起的涟漪后来竟掀起了一场惊动西南的风暴。 杨大发在村里六年，一直是副老实巴交的样子。 天不亮就下地，收工就回家，见了谁都点头笑，话少得像金贵的粮食。 可只有田春梅知道，这个男人夜里总往灶膛塞纸烧，火星子映着他脸上的汗，像做了亏心事。 里屋那只上了锁的木柜，他更是不许任何人碰，连擦灰都得自己来。 那时田春梅已经是合作社的积极分子，隔三差五去乡里开大会。 台上干部讲“特务藏在群众里，专搞破坏”，台下姐妹们凑着耳朵说“邻村就抓了个装哑巴的”。 她坐在人群里，手里纳着鞋底，眼睛却瞟着门口杨大发的户口本上，籍贯写着“湖北”，可问他具体哪个村，他总说“遭兵灾，记不清了”。 真正让她心里发毛的是那个赶场天。 杨大发去镇上卖鸡蛋，她想着柜里的旧棉絮该晒晒，找钥匙捅开了锁。 最底下压着个布包，解开一看，她手就抖了。 一枚黄铜徽章，上面刻着“军事委员会”，跟乡公安员帽子上的星星有点像；还有张泛黄的照片，穿制服的男人站在洋楼前，眉眼分明就是杨大发，只是比现在年轻，也更凶。 布包里还有封信，她不认字，可封皮上“杨进兴吾弟亲启”几个字，让她猛地想起村口墙上贴的通缉令那上面有个名字就叫杨进兴，画像虽然模糊，颧骨那块跟自家男人一模一样。 那天下午，田春梅把布包揣进怀里，沿着田埂往乡政府走。 春埂上的草割得脚踝疼，她却走得飞快。 见到公安员老刘时，她嘴唇哆嗦着，半天只说出一句“俺要检举”。 老刘后来跟人说，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场景：一个农村妇女，怀里紧紧抱着个布包，像抱着块烧红的烙铁，非要亲手交到他手里。 公安的动作比风还快。 三天后的清晨，杨大发正在院子里铡草，两个穿制服的人走进来，喊了声“杨进兴”。 他手里的铡刀“哐当”掉在地上，脸唰地白了，就像被晒蔫的烟叶。 后来审出来的事，让整个乡都睡不着觉：这个每天扛锄头的农民，1949年11月在重庆渣滓洞，亲手把江姐他们推进了牢房，还按住那些反抗的人，看着他们倒在血泊里。 1958年春天，杨进兴被枪决的消息传到村里。 有人问田春梅去不去见最后一面，她蹲在灶台前添柴，火光照着她半边脸，半天说了句“俺没那个男人了”。 她后来还是当她的合作社积极分子，只是开会时，总会盯着墙上“镇压反革命”的标语多瞧两眼。 那枚“军事委员会”徽章后来被送进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玻璃柜里，它旁边摆着田春梅当年揣它时用的蓝布包。 布角磨出了毛边，就像那个年代无数普通人，用最朴素的勇气，把藏在暗处的罪恶，一点点拽到了阳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