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抗日战争打得正激烈的时候，中国战场上伤员特别多，医疗条件又差，很多人伤口一感染就没救了。那时候西方已经掌握了青霉素的生产技术，这种药对控制细菌感染效果特别好，在盟军那边救了不少人。可他们把青霉素当成军事秘密，严格控制出口，中国这边几乎弄不到。昆明中央防疫处的人还坚持看国际期刊，1941年秋天的一次周会上，魏曦报告了英国学者在《柳叶刀》上发的论文，说青霉素没毒，杀菌力强，对战场救治意义大。大家一听就动了心思，汤飞凡带头决定试着自己搞，尽管实验室是土坯房，设备就那么点基本玻璃器皿。 汤飞凡早年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去哈佛学细菌学，1929年回国教书。战乱一起，他1939年当上中央防疫处处长，把队伍带到昆明高峣村，建起临时实验室。1941到1942年间，通过期刊知道西方青霉素的事，同时国内报告说伤员缺抗感染药死得太多。他就去找英国学者李约瑟，直截了当说要组织人手在昆明试制本土青霉素。李约瑟劝他条件太差，留在国外合作更好，汤飞凡不听，坚持战场上急需这种药。李约瑟也没办法，只好同意。 团队说干就干，汤飞凡叫上魏曦、朱既明、黄有为、卢锦汉这些人，开会分工到处找霉菌样本。全处上下包括家属，每天去昆明郊区刮泥土墙角果皮上的绿毛带回来培养。有一次卢锦汉从旧皮鞋上取到一团霉，镜下看确认能产青霉素，就分离出来了。从1941年冬天开始，用手工玻璃瓶装培养液，轮班搅发酵罐，锅炉漏气就临时堵，断水断电也得扛着，用本地蔗糖玉米酒凑合替代进口原料。汤飞凡自己也上手分离菌种，1944年春筛出11株好的，他那株产量最高。李约瑟1943年来看过车间，在《自然》杂志上写昆明实验室标准高得惊人。 1944年9月5日，第一批青霉素粗品出来了，就5瓶，每瓶5000单位，两瓶送重庆，两瓶寄英美鉴定，都说合格，一瓶留着。产量小，但马上用到临床，救了不少伤员和盟军士兵。抗战赢了以后，防疫处迁回北平，汤飞凡用美国援华基金会的设备建起中国第一个抗生素车间，1948年产出20万单位一瓶的青霉素，质量不输国外，供应医院用得广。这事在中国医学史上算得上大事，打破了依赖进口的局面，让普通人也能用上这种药救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