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冬，97岁的钱学森问儿子钱永刚，自己的钱够不够买台电视，钱永刚当场愣住眼眶发热。曾经的他是“两弹一星”元勋，在美国拿着高薪住着洋房，回国后却如此节俭。 谁能想到，这个担心买电视钱不够的老人，年轻时在美国的生活曾是无数人艳羡的模样。36岁就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还兼任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等多个要职，收入丰厚到半年就能在加州购置豪宅。他不用操心家事，不用计较开支，和妻子蒋英结婚后，妥妥的“甩手掌柜”，连钱都不用管。可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毫不犹豫放弃这一切，哪怕被美国软禁五年，哪怕800公斤书和笔记被没收，哪怕美方放言“他一个人抵得上五个师”，也挡不住他回国的决心。 回国后的日子，和美国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享受特级研究员待遇，每月工资350元加100元补贴，在当时算高薪，可架不住要精打细算。刚回国时爱摄影，一个月买胶卷、冲照片的钱就花光了工资，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动过那台相机。家里的炊事员每月都要记账，和普通百姓一样经历缺肉少油的日子。他的衣柜里，不是军装就是蓝色涤卡布中山装，衣服磨破了补一补再穿，实在不能穿了才照着原样买一件。上班用的公文包是在美国参加国际会议获赠的，一用就是近40年，芭蕉扇补了又补，直到不能用才舍得淘汰。 他对自己抠门到极致，对国家和他人却格外慷慨。1957年，《工程控制论》获得中科院科学奖一等奖，1万元奖金到手，他转头就捐给中国科技大学，让学校给力学系学生买计算尺——要知道，当时一把计算尺10多元，很多家境贫寒的学生根本买不起。1994年，拿到何梁何利基金100万港元奖金，他连手都没碰，直接委托秘书捐给了西部治沙事业。平时的稿费、讲课费，要么作为特殊党费上交，要么资助给有需要的人，自己口袋里几乎从不带钱，只有每月去招待所理发时，才会特意揣上钱，坚持给理发师傅付费，说“您付出了劳动，付钱是应该的”。 有人说他傻，放着优渥生活不过，回国遭罪。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要的从来不是物质享受。建国初期，国家一穷二白，连解放牌卡车都造不好，他却敢拍着胸脯说“外国人能搞导弹，中国人也能搞”。三年自然灾害时，科研人员伙食标准只有“2611”，他和大家一样啃馒头、喝干菜汤，从没提过特殊要求。中央号召干部减薪，他主动写信要求把工资从450元降到331.5元，这个标准直到改革开放都没变动。他常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这句话不是口号，而是刻进骨子里的信念。 钱永刚眼眶发热，不是心疼父亲没钱，而是心疼他一辈子的付出与坚守。这位让中国导弹、航天科技至少跃进20年的伟人，一生淡泊名利，不题词、不参加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连“导弹之父”的称号都不愿接受，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和集体”。他活着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人民服务，只要人民满意，就是对他最高的奖赏。97岁的他，或许忘了自己得过多少大奖，忘了捐出去多少钱，却还记得要花自己的钱买电视，不愿给国家和家人添负担。 如今，我们生活在物质丰裕的时代，很难想象老一辈科学家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如何凭着一腔热血铸就国之重器。钱学森的节俭，不是穷，而是一种选择，一种把国放在最重位置的担当。他用一生践行了“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钱氏家训，也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家国为重，名利为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