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杭州高家小姐出嫁了。她的嫁妆足足有36个条箱，婚宴上用了96000粒桂花糖。洞房花烛夜，丈夫悄悄问她：“吃力吗？”她答：“不吃力，谢谢！” 1918年，高诵芬出生在杭州“高半城”这样一个大族人家。高家产业几乎铺满半城，却偏偏以俭为荣，祖训里反复叮嘱子孙要知福惜福。她从小穿兄姐的旧衣裳，吃长辈碗中的几口羹，在别的孩子羡慕的目光里长大，却在这种克制里养成了温和不张扬的性子。 五六岁起，她便被送去读四书五经，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显得格外另类。但无论读了多少书，身为千金小姐，她仍逃不开包办婚姻的命运。14岁那年，父母为她看中同乡青年徐定勘。 这个少年早失双亲，由叔伯一手拉扯长大，家底比不上高家，品行和才学却很得高父的欣赏，高母虽心疼女儿要嫁给“苦命人”，终究也拗不过夫君与老友的坚持。 这门亲事定下之后，高家开始了一场持续4年的“备嫁工程”。他们请能工巧匠打造金贵木器，请绣娘住进高宅三年，一针一线为未来的新娘赶制四季衣裳和绣品，又添置成套瓷器、铜锡器物、金银首饰，光嫁妆就装了36箱。 杭州人最记得的，是那成千上万包桂花糖。桂与贵谐音，寓意“早生贵子”，高家为了女儿的这桩婚事，一共做了16000包，合计96000粒，从春做到秋，几乎带动了半个城的手工活。 1936年，18岁的高诵芬出嫁，这场婚礼成了杭州城的一桩盛事。十里红妆铺满街巷，送嫁队伍望不见头尾。鞭炮震耳，街坊们一窝蜂涌上前来，抢着讨几包桂花糖沾喜气。 高家大方分发，她自己也留了百来包，一家人断断续续吃到了孩子十多岁。拜堂成礼、换装跪安，一整天的繁文缛节把两个从小被人伺候的年轻人折腾得筋疲力尽。 晚上，她去盥洗，徐定勘跟在身后，怯生生地问一句“累不累”，她脸一红，只回了句“还好，谢谢”，一段看似平淡的婚姻生活，就在这样小心翼翼的彼此试探中展开。 如果没有战争，他们或许就会那样顺顺当当过完一生。她相夫教子，他埋头读书写字，凭着娘家惊人的嫁妆，哪怕不再折腾，日子也足够安稳。但抗战爆发打碎了这一切。成婚第二年，战火逼近，他们只得携家带口离开杭州，逃到上海。 起初，一家人还住进了几十间房的大洋房，像许多落脚租界的旧家一样，试图在新城市重建体面。很快，风向变了，洋房被征作医院，他们被迫卖房，再搬再挤，到最后，三代人缩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阴暗的半地下室里，一困就是十六七年。 菜钱每天不过几毛，全家靠儿子微薄工资支撑。可在这样逼仄的空间里，她仍然咬牙把日子过出秩序感，用最简单的食材变出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让孩子和老人感觉到，这里仍然是家。 抄家那晚，屋外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高诵芬却在混乱中打起了盹。不是不知道害怕，而是一路走来，从十里红妆到半地下室，该经历的起落都见过，心里早已经学会了“荣辱不惊”四个字。 战后，一家人又漂泊到了海外，最终在澳洲与儿子团聚。日子慢慢安定下来，丈夫在新环境中重拾旧日习惯，写诗填词，与友人通信，她则在安静的屋檐下种花、读书，旧日翻到的《陶庵梦忆》和年轻时丈夫那句“你也可以写”，一点点在心里发酵。 晚年，她终于提起笔，把这一生写成了《山居杂忆》。书里有高家“高半城”的旧日荣华，有桂花糖的甜，也有战乱流离的苦；有杭州城的风土人情，也有半地下室里那点不肯熄灭的生活火光。 她不用大词，不渲染苦难，只是平静地回忆，把一个世家女儿从闺阁到乱世、从杭州到海外的人生，悄无声息地铺展开来。 在别人的眼里，她是那个带着36箱嫁妆、96000粒桂花糖出嫁的名门闺秀；在她自己的笔下，她只是一个尽力把日子过好的人。正因为如此，《山居杂忆》读起来才有一种难得的清气：既写尽百年兴衰，也写尽厨房里的柴米油盐。高诵芬这一生，看似被时代推着走，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为那个早已远去的旧杭州，留下一段温柔而清醒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