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谭嗣同在刑场上被活活砍了30刀才被处死，临行刑前，他的妻子哭着喊：“我想为你生个孩子！”他的回答令人动容。 谭嗣同出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官宦之家，父亲谭继洵在朝为官，对这个聪明的儿子寄予厚望。他却没有满足于家族为自己安排好的一切，从小便在私塾先生欧阳中鹄的教导下，接触到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忧国忧民的种子就此埋进心底。 少年时，他翻读中外典籍，长大后又离乡南下，走遍各地观察民情。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清廷腐败统治下百姓的困顿与凋敝，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大清早已风雨飘摇，若不改革，中国迟早会被时代抛弃。 他接连多年参加科举却屡试不第，也更加看清旧制度的僵化。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他愤慨不已，在湖南创办学社、开办新式学堂，大力传播维新思想。 当得知康有为、梁启超在京联名上书后，他设法与之联络，随后奉命进京，会面商议变法方略，一致认为必须引入君主立宪，摧毁陈腐的专制体制。 这一时期，他的家庭早已成形。自小订下的婚约让他与同为名门之后的李闰结为夫妻。这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与他志趣相投，也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婚后多年，她始终无条件支持丈夫的一切抉择，只是一直未能为谭家添下一儿半女，这成了她心底隐痛。 1898年，趁慈禧太后暂不在京，光绪帝下旨变法，“百日维新”自此开启。谭嗣同从湖南赶赴北京，夜以继日撰写奏章、奔走游说，希望以极短的时间挽救风雨中的帝国。然而，他们终究低估了慈禧和顽固势力的力量。 短短一百零三天后，戊戌政变爆发，光绪被软禁，新政尽废。康有为、梁启超匆忙出逃，其他维新人士四散而去。面对逃亡机会，谭嗣同却坚决留下，他说自古变法从未不流血，如今无人肯牺牲，那就由他第一个去流这身血。 很快，他被捕入狱，受到酷刑折磨，遍体鳞伤，却始终不肯屈服。就在行刑前一天，妻子李闰想尽办法冲到牢门前，哭着告诉他，两人结婚多年没有子嗣，如今只想为他生一个孩子。 谭嗣同望着朝夕相伴的妻子，明白她说这话，是想替他留下一点血脉，也是在用最后的方式挽留他。可他想到的却是更广阔的天地，缓缓回道，这样的世道，多生一个孩子，只会多一个牢笼里的奴隶，与其让孩子生不如人，不如干脆不让他来到这世上。 这番话，既是对妻子最残忍的回绝，也是对时代最深切的控诉。李闰泪如雨下，却也从中读懂了丈夫的决心与绝望。 行刑那天，菜市口刑场人山人海。谭嗣同身着血迹斑斑的薄衫，身上早被砍出三十多道伤口，却仍昂首而立。刽子手挥刀，他几度未断气，终因失血过多倒下。临行前，他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把自己的生死置于苍茫山河之间。 谭嗣同死后，鲜血不仅没有吓退后来者，反而唤醒了不少沉睡的心灵。他本可以像别人那样远走海外，却选择用一条命去撕开黑暗的缝隙。 而留下来的李闰，并没有在悲痛中沉沦。安葬丈夫之后，她变卖家产，把故居改成旅馆，一边谋生，一边筹办女子学堂，请名师教书，希望通过教育唤醒更多人。那是她延续丈夫理想的方式，也是她对那句“多一个奴隶不如不生”的独自回答。 多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前去探望这位故人遗孀，为她题下“巾帼完人”四字。人们在谭嗣同的故居里，看见这块牌匾，也会想起那对志同道合的夫妻：一人以血开路，一人以一生接续未完的路。 谭嗣同的一生不过三十余年，却用行动证明了什么是顶天立地、铁骨铮铮。他没有见到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却在最黑暗的时刻，先把心中的那把火点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