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冬，国民党退守台湾，情报争夺进入白热化。万景光作为华东局驻港负责人，派朱枫赴台联络吴石，传递军事情报。但这项安排让国民党保密局档案中反复提及一个谜团：为何让朱枫同时连接情报专线和地下党组织，违反隔离原则？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迫不得已？ 万景光是广东人，早年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地下联络多年。1947年，他将中共中央上海局联络点移至香港，担任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使用刘栋平化名，负责联系国民党高层。朱枫原名朱谌之，1905年生于浙江镇海，早年毕业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入党。在抗日战争中，她多次被日本宪兵逮捕，受酷刑拷打，导致拇指残疾。她在武汉新知书店工作时，变卖家产捐款支持运营，利用关系保护共产党开办的钱庄。1941年，她化名周爱梅，三次到上饶集中营探望被捕丈夫朱晓光，带去药品并传递情报，帮助他1942年春成功越狱。1945年，她在上海被捕，坚持不招，经营救脱险。1948年秋，她转到香港合众贸易公司，处理财务并协助情报传递。 吴石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有左倾思想，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万景光建立联系，同意提供台湾军事情报。他1949年8月赴台前，在香港会见万景光，确认情报渠道。聂曦是吴石副官，负责传递情报，曾两次冒险去香港递交资料。陈宝仓是吴石秘书兼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协助抄写情报。蔡孝乾是台湾省工委书记，长征干部，1949年潜回台湾领导地下党。何遂和女儿何嘉、何世平在台湾协助联络，但上海解放后身份暴露，撤离台湾。 1949年秋，国民党败退台湾，岛上实施戒严，海关检查日益严格。万景光在香港荣记行办公室，反复标记情报路径。吴石10月来港会面后，提供空军机场分布和海防图等机密。这些资料最初由聂曦或海军上校马德建携带出岛，藏在行李箱内，假装购物时递给何遂家人，再转交万景光。但每次航行，船上士兵逐件搜查行李，聂曦需绕开视线，风险不断增加。万景光决定简化链条，派专人直接赴台联络吴石。朱枫在香港闲置，她养女陈莲芳在台湾警务处任职丈夫王朴身边，有探亲借口。万景光选择她，因为她地下工作经验丰富，其他人难以伪装。 11月25日，朱枫登上从香港开往基隆港的轮船，将万景光亲笔信藏在衣领内。27日抵台，通过关卡。先到台北约定地点找蔡孝乾，交换信件，确认联络方式。朱枫每周到吴石新生南路住所取情报。吴石从书柜取出封好资料，朱枫接过塞入手袋。聂曦开车接送，沿路绕过巡逻岗哨。陈宝仓加入后，手抄情报表格，朱枫检查后藏入茶叶罐。七次行动中，聂曦开车遇路障，减速通过。情报包括登陆点地形，支持大陆集结部队。朱枫传递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国民党东南区驻军番号、舟山群岛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敌我态势图。 万景光让朱枫同时联系吴石情报线和蔡孝乾地下党线。情报系统本应与地方党务隔离，避免整体暴露。但台湾地下党组织缺人手和物资，濒临瘫痪，吴石线需维持稳定。万景光评估，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福建，登陆依赖情报。他指示朱枫双线操作，带物资给蔡孝乾，同时取吴石资料。保密局审阅档案，发现此举违反中共原则，困惑不已。他们视作失误，却不知当时形势逼迫。朱枫经验足，能兼顾两端，派别人更易暴露。国民党特务机构叠床架屋，中统和军统悉数搬到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宪兵队、警察局等遍布眼线。 1950年1月29日，保密局突袭蔡孝乾台北住所，将他逮捕。他在审讯室受鞭打和电击，很快叛变，供出台湾地下党名单，一千八百多人遭牵连。保密局顺线抓捕外围成员，如钟浩东和王朴，3月直取核心。吴石在家书房被捕，士兵搜出手写情报。朱枫下电车时遭包围，她试图吞金，但被发现送医救回。聂曦开车途中遇拦截，车辆侧翻落网。陈宝仓在家门口被堵，双手举起投降。四人关进台北监狱，牢房狭窄潮湿，受鞭子抽打和电棍拷问，坚持不招供。 保密局档案反复提及朱枫跨两条线的异常，国民党高层视作中共失误，却不知1949年底台湾形势急迫。6月10日，马场町刑场尘土扬起，四点半枪声响起，吴石穿西装中弹倒地，朱枫头发散乱站立，聂曦和陈宝仓一同倒下。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此案震动台湾高层。台湾地下党瓦解，解放台湾窗口关闭。万景光闻讯调整策略，夫妇撤回内地，继续党务工作。他1983年在北京逝世，妻子冯志琼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